，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但是众所周知，宋仁宗给庆历新政弄得心神不安了，早没了当年的锐气。当然不可能采用苏轼的主张，只给了他苏轼兄弟一个为后世得两相才的评价就作罢了。但是苏轼地经历才只是开始而已，治平年间苏洵病故，苏轼回蜀丁忧，宋神宗熙宁二年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变法。代表作是《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再论时政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把新法比为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宋神宗不要求治太，进入太锐，听言太广，在这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的势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变法和守旧两派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地倾轧和报复。苏轼也遭到了他一生第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乎丧生。
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这是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佑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又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地一个。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地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一想到这些大时代的序幕就要拉开，沈欢又是彷徨又是激动，恨不能快快见识一番，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幕幕熟悉的认知。苏轼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映射了北宋中期的大时代的始终，他不能忘怀，也不能不借鉴：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地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佑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为一些后人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地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生的，为什么一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
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地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苏轼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地信条，论衙前差顾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沈欢有时也这样问自己。
也许，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与不变革的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展。这也是刚才他把《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教条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受黄老佛释思想的影响，有时又消极了点，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总得来说，苏轼变来变去，也不无公立的缘故。短短的片刻时间，沈欢想了很多很多，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在沉思，还是旁边的司马光轻碰了一下才回转过来，终于想起要回答欧阳修的询问了。
寒暑派是个好东西，至少还算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科学地说，又是辨证的关系。既然此刻的苏轼还是激进派，那么他沈欢不介意再一次把寒暑派的论调给宣扬出来！
永叔先生……沈欢顿了顿，晚辈读书不多，说不出大道理，但至于说到朝政观点，晚辈觉得，有一句话不能不琢磨。那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欧阳修喃喃念了几遍，他纵横史册，当然清楚这话的出处：《晏子春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典故就是：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