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召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酬若无文牒轨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
佘代《佘大安元年劲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隗年）怀州马愈卖地契》刮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挥。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
开始李主席所说的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酬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展很不平衡近干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旧让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侧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口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六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侧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一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回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