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表现在脸上，他表现在行动上。喀嚓，张太岳大笔一挥，王世贞老同志回家了。此后，在张相公持政时期，王老同志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只能在文坛上驰骋一下了。直到张江陵归西三年，王老同志才重新登场，只不过这时他已垂垂老矣。本该大显身手的时候被退场，王世贞心中对张居正的恨可想而知。
好吧，你恨就恨吧，连带着命令子孙后代都要恨张居正。据估计最初这几代恨张居正是发自内心的恨，因为张居正降下的雷霆之怒，使得王世贞的家境肯定受到了影响。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耳濡目染，怎能不恨张居正。恨的时间长了，积累的负面情绪太多，会产生极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足以把这种恨意变成遗传。因此，王居正的前辈们才会不由自主地恨张居正。这么多代的遗传，就相当于生物学上的营养富集。到了王居正的时候，恨意已经充满脑海，对张居正除了恨还是恨。如果这时候没有一个宣泄口，王居正先生很有可能会“过恨”而亡。幸而王居正先生找到了，他知道他们祖辈对张居正的恨只是私人恩怨，说到底还只是些意气之争，可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却是为国为民。二者相比，孰小孰大，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找到这个关键点，王居正先生对五百年前的张居正的“恨”犹如春阳融雪，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本名叫王仇正，”王居正先生说道：“我佩服张居正前辈那种为国为民的胸怀，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景仰，也为了我们家族对他仇恨的终结，我改名叫王居正。我改名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受了张居正前辈的感化。我觉得一个人无论做人做事都要居正，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冲昏了头脑、控制了行为。
“我也没料到节目组会请我来宣讲张居正，可能他们也知道我们家是张居正的世仇。呵呵，他们说的很是谨慎，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但是在他们说出口的第一时间，我就答应了，那种眼珠掉落一地的表情我想起来就觉得搞笑。
“想起张居正死后的遭遇，我不禁悲愤莫名。虽然生前他无限荣光，也是正常死亡，但在死后遭到了清算，这个一心振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能臣干才最终落得个抄家的下场，还险些步了楚平王被开棺戮尸的后尘，家人更是被活活饿死十七口，那场面真是惨绝人寰呀。”
听到这里，欧阳奋勇胸中忽然涌出一股悲伤的情绪，他发现历来的改革者下场都不怎么好。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富强，但是秦孝公一死他就被秦惠文王给杀了，还是一种很惨酷的死法：车裂。王安石呢，他的改革根本就没搞起来，宋神宗在位的时候他就被贬了。张居正则是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对他指手划脚的，但死后被剥夺谥号、封号，更险些被开棺戮尸。他们的结局不同，其改革的结局也差异较大。商鞅的变法取得了成功，是因为秦孝公全权委托他，杀了他的秦惠文王也是个明君，继续着他的改革。王安石后台不够硬，虽然宋神宗支持他变法，却无法给予他绝对的权力，因为宋神宗懦弱的性格使得他必定会屈服于皇家贵族势力。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小皇帝还很乖，内有皇太后和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外面跟着一大堆的拥趸，所以整个朝廷就是张居正的一言堂，反对改革的都被他以各种理由给整了，如果这都不成功，那就没什么能成功了。但是他缺少一个继承者，他全力培养的继承者万历小皇帝恨他入骨，就等着他死，好亲政呢。他提拔的次辅张四维阳奉阴违，也等着他死，好上位呢。一俟他死，他们就成了内外两个权力最大的人，怎么可能去延续他的改革，他们决不会允许自己还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中。三者相较，王安石缺个“秦孝公”，可能还会缺个“秦惠文王”，所以他的改革只是昙花一现；张居正有“秦孝公”，但缺个“秦惠文王”，所以他的改革也只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多久；商鞅两者俱备，所以他的改革是春风化雨，生机勃勃。
是呀，要做成一件事，没有“秦孝公”和“秦惠文王”，怎么可能成功。它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决心和耐心，没有决心和耐心，我们做事的结果只能是有头无尾，或者根本就开不了头。只有同时具备决心和耐心，再加上我们独有的信心，才能是凤头豹尾。三心合一，前路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