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和高家燕李春等人分道扬镳，从此就没有见面。虽然我们都同在这小城，但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都不用见面了，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见面，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都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小城虽小，但我们没有见面的缘分，所以我想以后都不可能见面了，不过这事情我无所谓，我这人就是这样，经常为了一件事情如火如荼地闹上很久，可是这事情一过去，我马上就变得无所谓起来。而高家燕和我发生的事情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无论我过去做过什么，那已经是很过去的事情了。
还有一个人我是见过几面的，那人就是罗小小，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他老妈的督促下从货车上卸东西。他身上穿着一件非常滑稽的城管大队的衣服。他穿着那件笔挺的衣服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从没见过这样滑稽的事情。
罗小小还是把我当朋友的，可是我一直没把他当成朋友，这是因为这家伙不值得做我的朋友。当然现在他也许看出我这样的意思，其实他看不看出来也无所谓，因为我们没太多时间见面，再说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所以时间一长，我们对这友谊都无所谓起来。
现在听说高家燕在一个煤矿的学校里教书，李春原来听说在电信单位上班，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想女人的命运和男人的没什么两样，肯定就是结婚生孩子，所以他们的后来也肯定乏善可陈。
有个作家说过，他穷其一生，就是想搞清楚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殚精竭虑没有用，现实与人有多大的隔膜，那就有多大的隔膜，你用不着去穿破它，那一点用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不要永远想着要和别人一样。
我不理解高家燕甚至李春和罗小小的想法，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后来我觉得他们是聪明的，因为他们够世俗，够有远见，包括他们读的专业也是一样的，高家燕想的是读了中文系之后回家教书，罗小小和我想读法律去做贪官，至于李春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对那个满脸烧疙瘩的女人毫无好感。当然，对读法律这件事我也够世俗。
关于我去读书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在这里我就不说了，那些事情说起来又得占很大的篇幅，所以我还是说说我去贵州大学的事情罢。
我是个自费生，对这我不想隐瞒。当然高家燕和罗小小也是自费生，在1993年，大学生还没有扩招的时候，我们就进了贵州大学的校门。这一切都得仰仗我的老爹，他让我去见识一下大学是什么样子，至于后来要怎么干，他老人家没有明示。当然有些话没说不一定就不表示那些话不存在，我之所以这样理解，其实也算是借口。我父亲认为：一个男人没有读过大学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虽然没有考上大学，父亲仍然执意要我去。当然我进入大学之后又有了其他的想法，这是后来的事情。
当时我没有和高家燕他们一路，我是和父亲走进贵大校门的，贵州大学位于花溪公园，所以这里绿树如荫冠盖繁密，还没有进门的时候就看见学校门口那四个著名的大字，据说那歪歪的四个大字是毛泽东所写，我不是书法爱好者，所以我看那几个字歪巴巴的心里甚是不舒服。去的那天我手拉着一个大大的背包，背包里装着我的衣服和裤子，还有一点书，我的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父亲的后面，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走进了贵州大学的校门。
我这人是在衣着上不拘小节的，当时我戴着一幅老旧的眼镜，衣服穿的是很老土的灰夹克衫，贴身的衣服是件黄色的T恤，看起来有一点颓废，加上我好久没洗的长发，看起来就好象一个落魄的摇滚歌手。
我记得当时我和父亲走进了贵大的宿舍区，我们进的楼叫红楼，据说原来贵大的宿舍都是以颜色来区分楼名的，譬如老师的宿舍叫灰楼，女生的宿舍叫白楼，我们这幢楼男女混杂，所以就叫红楼。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关于颜色的楼，不过它们名目杂陈，我也搞不清楚了。
高家燕和罗小小是随我们后到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坐着一辆黑色轿车来的，但你不要以为那是高家燕的私家车，那车是罗小小的妈请来的政府车，也就是说，那车与他们毫无瓜葛。不过当时我看见那车的时候心里就很不是个滋味，特别知道他们是与我一道来的同学的时候心里就更是不舒服了。当然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们坐的是什么车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根本就无所谓。
我进的房间号码是327，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那号码，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学生在里面了，看起来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父亲没有坐，他只是对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离开了。
我对大家解释了自己，他们都很热情地和我握了手，气氛很和谐。
经过认识，我知道了他们一个叫周林，是湖南人，一个叫李强，是安顺人，还有一个叫杜兵，和李强是同乡。据说当时还有一个家伙没有来，他的名字叫孙光炯。他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
在我眼里看来，周林这家伙是很有风度的一个，他文质彬彬，个子瘦小。李强咳嗽起来的时候居然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