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小厂的上下班时间是早八点到晚六点，一天工作十小时，几十号人扎着蓝围裙坐在一溜长桌的两边。每个人的面前放一碗糨糊，一个盛满草纸报纸的大簸箕，外加一个小木模子。糊火柴盒的活计看似简单，其实繁琐；首先糊小底子，将裁好的长纸条粘在薄木片儿上，再将硬纸条圈在小木模子上，把一张薄纸围在成型的方框外，多余的部分折进去，翻过来，中心部位垫一片蜡纸，用糨糊粘牢，做成放火柴棒的小抽屉。接下来滚大帮子，把火柴盒外层的边框子按要求屈成形，用纸张将其固定住。最后是贴花，在正面粘贴上商标，也就是俗称的“火花”。莲年有鱼、八仙过海、民族舞蹈、长江大桥之类。等到小抽屉和边框子的糨糊都干了之后，再把小抽屉推进边框子里，一个完整的火柴盒才算完工了。十个火柴盒工价一分六厘，手不停辍地干一天下来，或许能挣到一块多钱。
福利厂的工人不是身体残疾便是智力残疾，还有双残的。一群社会底层的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枯燥低端的劳动，一个个被消磨得双目呆滞，毫无生趣，生存的本能即是生活的全部。因而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为糊口而竞争。这个不受歧视平等人聚集的作坊里，罕有无间的说笑交谈，每个人都异常庄重地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如同领土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况且彼此失衡的形态不同，内心包裹的隐秘与滋生的谵念也风格迥异；憎恨、怨怼、愤懑、诅咒、焦虑、懊悔、抑郁、绝望、神经衰弱、神经质、性压抑、性幻想……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谁都走不进谁的心，难得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倾诉，却热衷于互相的人身攻击，在发泄中得到平衡与快感。两个同是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致残的老女人几乎天天都要隔空开战，即便缘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一定要升级为恶毒的谩骂，同是女人，避免了母亲和奶奶遭受株连，诋毁的矛头必定指向对方的生殖器，仿佛那里是万恶之源，必定是“烂的”、“臭的”，畸形到“踹得进一只脚。”而且还要“敞开地卖”，结果是“白给都没人要。”似乎为沦落于此提供了合理解释。两人唾星乱飞的同时手上却是争分夺秒，迅速麻利，丝毫不影响糊火柴盒的速度。全体听众则泰然处之，见惯不怪，保持淡定，只在听到对那方寸之地有新颖描绘的时候才会开心一笑。而小罗锅和老聋子上演的则是无声的战争。不知道因为什么事，什么时候两人就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有时小罗锅骑在上面，卡住老聋子的脖子，气喘咻咻。有时老聋子骑在上面，卡住小罗锅的脖子，气喘咻咻。左右的人则识趣地抬高腿，腾出一方自由的搏击场。角力通常不会持续太久，以脸憋红为一回合的胜利，然后迅速坐回各自的座位，全力以赴地追赶拖欠的进度。
罗夏萍曾不遗余力地想要化解彼此间的仇视，道理显而易见，同为弱势群体的一员，遭受同样的不幸，这个大家庭应该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战胜生活的艰难，就像墙上那条标语：身残志坚，一轮红日从脚下升起；命舛气壮，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然而她春风化雨的教诲毫无成效，同志们原知道新来的女眼镜同事过去是支边教师，一次意外事故里失去了左腿，却不曾想到打击这样沉重，以至于脑子也刺激出毛病，一本正经地胡言乱语。这种因果关系有过先例，熬糨糊的武疯子文革时期是一支造反派的头子，一场武斗中被土手雷轰掉半边脸，眼睛也丢了一只，从此便疯了，至今兜里还揣着“红宝书”，每天面对红太阳早请示晚汇报，还在工友中串联鼓动，预备拉起一支工农武装二次革命，“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女眼镜较之他只能算“文疯子”。同志们很宽容，没人驳斥她的慷慨陈词，只淡定地看着这个患偏执症的女人，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一个老女人嘴巴一瞥，小声咕哝：“拿腔捏调，挺胸夹腚的样儿，我瞧她就没夹过那二两肉。”另一个老女人一致对外道：“满嘴胡咧咧，有个爷们儿给她下头松松，上头就紧了。”这样的描绘很新颖，同志们都笑了。而小罗锅和老聋子不知何时又滚到桌子底下。
坐在罗夏萍旁边的是一个下半身截瘫的小伙子，两年前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有一个长发飘飘笑靥如花的女孩爱着他，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全部，长发飘飘的女孩也含泪离他而去，他有过自杀，但没死成，从此他不再说话，终日痴迷在一种冥想里。冥想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前面美好生活的重温和追忆，二是假设没有遭受这场变故而对后来故事的遐想和构思。他把两部分人生无缝地对接在一起，活在一个完美无憾的虚拟人生里，唯独没有他坐在轮椅上真实的现在。在那边他功成名就，也许已幸福无忧地活到了八十岁，和长发飘飘的女孩成了家，生了一堆孩子，此时正坐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摇着竹椅一起慢慢变老。他患了妄想症，幻想蒙蔽了现实，已辨不清真假，以为眼前的现实其实是一个短暂的噩梦，而幻想的意境才是持久可信的。这当然是一种逃避，也是病态沉沦的，如同一个常年嗑药的人，沉溺在一剂精神鸦片里难以自拔。
罗夏萍想帮助他，拯救他，尤其像他这样一个迷途的知识青年，勇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