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等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地区，比人类进化还早数千万年的老鼠，或者已经绝迹或者发生变异，情况十分恐怖。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凿不移地证明，这些现象是由转基因粮食造成的，但是，更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证据，证明这些恐怖现象与转基因粮食无关，只是目前至少从时间上来说，这些恐怖现象都是在种植转基因粮食之后出现的。
搞安全技术的人都知道：“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要安全，预防是王道。进入工地，要戴安全帽，这不是说，不戴安全帽砖头就一定会拍在你的头上。但是，戴了安全帽，拍一下，也不太晕，至少可以不死；就是死了也是工伤，不至于因为没有戴安全帽而被斥之为不按规章制度办而不算工伤，白死，人家给钱，是出于人道，怜悯你，而不是应得的。一顶安全帽，就让人有了烈士和乞丐之分。
搞交通安全的人都知道：现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为万分之1。9，即十万人中将有19人死于交通事故。但是，你拉十万人来，没有人能指出其中哪19人将死于非命，但从统计学的角度言，其中必定有19人左右要死在马路上了。当然，那些乱闯红灯的，在车流中乱变道的，无疑概率将是最高的。
所以，王木木想不通：我们干吗不戴安全帽？我们干吗要去闯红灯？我们干吗要去争那个1。9？我们干吗要去乱变道？
中国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目前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居世界第一。难怪有人惊呼：“中国的道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
这样的“世界之最”让人尴尬、悲哀和羞愧。
更值得国人深思：中国的道路为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数字显示，按发生事故原因分析，驾驶员违章占70%~80%，显见，危险主因应归咎为驾驶员的违章操作。
2004年，长沙的黄娅妮在闹市区风驰电掣，两次酿成14人被撞伤的恶性事故。当这些既有权势背景又有财富支撑的驾车族，将人头攒动的街道当作直驶无碍的通衢时，交通事故难免层出不穷。最最悲哀的是，黄娅妮第一次连环撞人是无证驾驶，惊诧的是其后不久她竟反而拿到了驾驶证。那些公安人员、驾校、上级机关在干吗？他们不是在“违章操作”？
王木木前世听到一个科技人员讲，他向环保部门举报某公司以开发利用染料污泥的名义骗取了巴斯夫的环保处置费，却不事处置，在夜间偷偷地倾倒在黄浦江的上游。环保部门的领导说，你举报，你举证，你是不是跟人家有专利之争所以乱举报？举报人无话可说，上位者要袒护，中国文字很丰富。事后，有人告诉他，老板和环保局的领导去新锦江了。通霄达旦，天上人间了。举报人知道自已一点点的退休工资买不起录像机，所以，只能报国无门、投诉撞墙了。
所以，王木木能想通，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或是极少数的转基因的试验田，这还用奇怪吗？
其实，关于转基因的物品有无灭族灭种的危害可以暂且放下不说，不妨再退一步来想想，即使中美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和冲突，即使转基因种子对生命基因链的破坏没有任何灾难性后果，仅仅就种子垄断这一条来说，就足以彻底摧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把13亿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交由米国生物资本控制，世界已经大同了？
控制全球种子市场的米国四大种子公司已经全部进入中国，这四大种子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的排他性决定了一旦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之后，就再也无法恢复天然农作物的种植，只能永远种植转基因种子，如同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妇女，一旦被某个男人睡过之后，就要永远让这个男人睡下去，到死为止。
生物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技术垄断，可以把农民变成永久性“奴隶”，他们把种子价格订得很高，足以吞食掉绝大部分农业利润，给农民只留下一点点利润空间，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稍遇天灾人祸，农民就肯定会陷入破产绝境。印度只有棉花这一种转基因作物，然而，仅仅就是这一种农作物，就导致了印度20万棉农自杀，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棉花种子价格太高，产量稍有不利波动，棉农便要陷入破产绝境。
可见，转基因种子不仅是战争中的基因武器，还是竞争中的经济武器，国家除了像伊拉克那样被军事占领之外，绝不能拱手把转基因种子交由其他国家控制。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就有句话，叫做“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足见种子对于农民、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足可见出插手中国种子行业的极端险恶性和恐怖性。所以，国家要象当初搞“两弹一星”那样，把转基因种子控制在国家手中，成立国家种子专营公司，绝不允许米国四大种子公司插手中国种子产业。鉴于米国通过中国基因学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种子研发机构和种子中介公司这个基本现实，中国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断跨国公司对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机构的控制，让科研人员重新回到爱国主义立场上来，对于极少数汉奸叛国者，则要进行严厉打击。
中国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