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神宗忠于改革，在改革中，他对“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很有情谊，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宽厚的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缺少包容，不会恰当地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宋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宋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宋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宋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宋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宋神宗这位孤独的独行侠了。
当时，王安石罢相后，是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
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神宗遂成悲剧人物。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他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他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他的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他想扩张，打不过人家，兵力不行，后勤不足……。
王木木叹息，如果这位皇帝，从小能经风雨，见世面，在汴京的郊区又有一片卡廷森林。那么，不知21世纪的王木木将会读到一段怎样的历史。唉，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