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这棵皇室里孵育的芽苗，不更世事，所以，存在决定意识，他的人格上就缺乏了平衡朝局的手段、就缺乏了循序渐进的耐心、就缺乏了消弭矛盾的智慧。他的人生少了几个字：轫、忍、智、装，这就注定了他所推动的“熙宁变法”，虽以大智慧、大手笔启动，终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
宋神宗要改革，就一定会踢开阻碍改革的挡路石，也要寻找一能支撑自己的指南车。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他们的就是挡路石，既然王安石有许多奇思妙想，那，你就做我的改革之臣吧。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和热血男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以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