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抗战时期所作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决议，基木上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作，两党在团结抗日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共识，互动甚为默契，为以后“重庆抗战时期”国共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间党派、海外华人、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的代表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人武汉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其次，武汉会战也升华了近代都会武汉的城市精神。1983年的武汉，民众的爱国主义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达到了抗战前期的顶峰。武汉人献金、火炬人*、公祭抗日烈士等活动所烘托的气氛已具备了崇高、悲壮的美感，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在武汉已到了自热化的地步。以前所爱的国家是一姓之朝代，所效忠的民族往往是人汉旅，所抗击的敌人也只是塞外的胡人，抗日战争却在很人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人家要保卫的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一个人中国，要和共同的敌人日本做殊死决斗。爱国精神已破除了历史的局限和民族的藩篱，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所共有。近代武汉以九省通街的地理优势和三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凝结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骨气。“汉口的政界精英，实业界的人腕与和华商，时时与外商争雄”，“在众多的西方财团面前，不惧怕、不盲从、不务虚，在人格上竖起了敢抗争、敢创新、敢藐视的精神境界，从而铸造了近代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种昂扬精神”。(董玉梅《浅谈近代的“汉口精神”》《武汉春秋粗004年第3期)这即是武汉精神，也是人武汉的魂魄。历史证明，从张自洞的洋务运动到武昌首义的枪声，再从1927年北伐定都收回英租界到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武汉人的血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已不只为商人、政界人士所有，而是弥漫于人武汉上空的民族和地域的一种文化，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魄中。尤其在武汉会战时期，武汉不畏强暴、勇赴困难的气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支撑1938年中国抗战的铮铮铁骨，武汉精神也得以成为以坚忍、牺牲而著称的“重庆精神”的先驱和基石，从而极人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