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史迪威、罗卓英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东线稍有缓解后，即置其于不顾，决定实行曼德勒会战。25日，史迪威命第5军主力“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第5军被迫回返。根据罗卓英26日对蒋介石的报告，史、罗计划是：“一、现英军已开始撤退，我为避免遭敌包围、争取主动，拟转进曼德勒附近打击敌人。二、命第200军除二百师继续前任务外，余即向曼德勒转进。”26日，由于兵力所限，第200师自动放弃棠吉，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接到史、罗计划后，蒋本能地对第200师“单独应战”的状况感到忧心，于27日令新28师“用最快方法”南进增援第200师，同时，令新29师紧急出动开往腊戍；企图以此填补史罗计划造成的消极影响。但从实际战局看，这一调动无济于事，腊戍次日即遭日军攻击，29日在援军到达前被日军占领，新28师本身战斗力不强，刚刚开动即遭日军打击，部队被击溃，第200师虽顽强奋战，但四面皆敌，难有作为，反而陷入日军包围中，中国远征军由此丧失了保住后路的最后机会。
在西线英军已经瓦解，而东线出现稍纵即逝的保住远征军退路的背景下，史、罗却作出放弃东线，收缩全军主力在曼德勒突出部位与敌军决战的决定，这几乎是等于将远征军放任日军包围。28日，循着撤兵返回曼德勒的既定思路，史、罗在四面楚歌声中下达曼德勒会战令，决定：“本路军先以第6军与第66军主力及第200师，击破突入之敌，第5军主力连系英军，由正面迟滞敌人。”试图在曼德勒和日军做最后一搏。然而，此时日军已游刃有余地牢牢控制着战局，在曼德勒方向按兵不动，而向腊戍、八莫、密支那急进，彻底切断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通路。而中国远征军在4月下旬的撤兵关键时刻，却将大部分兵力屯驻于曼德勒附近，进退不定，自动放弃了向缅北地区转移的宝贵时间。事实上，直到史、罗下达曼德勒会战令后十余天，日军才进占密支那，完全切断远征军就近回国的退路。远征军在曼德勒的行动，进一步使自己陷入困境，倒是帮助英缅军获得退兵的机会与时间。所以丘吉尔在得知英军撤至英帕尔后满意地表示：“通向印度的路封闭了。”以上一系列事实证明，在中国远征军作战后期，史迪威对远征军的失败应担负主要的指挥错误责任。
面对史、罗的错误，蒋介石的行动是继续养痈贻患。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卫腊戍的重要性，并提醒史、罗“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但对史、罗的曼德勒会战计划，仍未明确提出异议，反而致电前方，指示：“应决心固守瓦城（即曼德勒），完成兄等意志。”.
迁就史迪威的意见。也许是对会战计划实在心存疑虑，紧接着他又发电建议：“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皆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无甚关系也。”这两份前后意见相反的电报，命运也极具戏剧性，前者成为史迪威、罗卓英在曼德勒迁延不动的借口，后者则由于发出当天腊戍失陷，负责接收、转发的参谋团电台移动，根本未能转出。虽然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蒋在关系到远征军将士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对史模棱两可，认可其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计划，且随后又小心谨慎表示异议，表明他对计划的后果完全清楚。这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做法，明显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事领袖应有态度。
30日，穷途末路的远征军长官部终于下达撤退命令，令集中在曼德勒的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续向八莫、密支那后撤。由于命令既未明确各部撤退路线，也未指明相互协同的行动计划，各部撤退实际是各自为政。第6军大部由于在日军包围圈之外，经一定战斗后由景东地区退入滇南。第66军新28师、新29师在腊戍以南部分呈解体态势，部分随第5军行动或为其他部队收容；在腊戍以北部分匆匆退回国内。第5军第200师在雷列姆一带远离友军独力向东北方向撤退。新22师、第96师及第66军新38师则相互掩护向密支那方向撤退。5月6日，史迪威、罗卓英等电示杜聿明改道向印度转移。次日，蒋则指示其继续“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聿明执行蒋的指示，继续向缅北进发，途中部队再次分散，第38师辗转入印，6月上旬全部到达印度；新22师和第5军直属部队先向北，5月31日遵蒋令折向西向印度转移，于7月到达印度；第96师经孟关、葡萄最后回到国内。远征军的撤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部队分成了多路。有些论著把远征军撤退时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蒋介石令部队回国及杜聿明的坚持回国，这固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身是远征军此前一系列决策失误的结果，且受到回国命令影响的只有两个师，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广泛。将退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结到蒋、杜身上，而无视此前史迪威、罗卓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不公正的。
942年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是中国方面招致远征军失败的两个重要责任人。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