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小同学总是牵着手走，有的确实走不动的，还会背一背，对个别单个偏僻的小同学还要个别护送一程。
一天，有一个小同学在路途之中突然摔了一跤，于德长连忙走上前去问道：“杨晓燕！伤着没有？”
杨晓燕试图站立起来，可是没有站稳，仍然又坐了下去。
于德长看了看杨晓燕的脚，发现已经在肿胀，思衬她是走不得了，此时，于德长提议由几个大龄同学互相背负着走，结果遭到了原任路队长的反对，他说要背只能路队长背，路队长就是做这事的，他原来就是那样做的，不然还要路队长做什么。那个同学与其他的几位同学一鼓动，大家一窝蜂地跑掉了，路上只剩下于德长和杨晓燕两人。这样就再也没有余地了，于德长只好把杨晓燕背着走。
杨晓燕的脚痛得利害，她不停地发出了呻吟声，于德长背负了一程之后，感觉到有些吃力，只好走一程歇一会，最后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将杨晓燕送到了她的家里。杨晓燕的父母真感谢得不得了，热情地招呼着于德长。
于德长说：“赶忙检查晓燕的脚吧，看一看伤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不懂。”
杨晓燕的父亲指导杨晓燕把自己的脚步舞动了一下，然后说：“还好！只是伤了筋路，没有伤及到骨子，不碍大事，只要用湿毛巾敷一敷，贴几片膏药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这事后来被学校的老师当作了典型，只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没有作其它大的宣传。但自此之后，于德长却让杨晓燕的父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杨晓燕的父亲杨大春，还亲自到于德长的家里向于熟田致谢，从此，两个孩子的事竟让两家的大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自从于熟权那天抱回德心之后，于熟华由于自己的那一种畸型心理在作怪，一直怀恨在心，发誓要与于熟权彻底划清界线，还要与他斗争到底。这时，横山大队的各个生产小队，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造反派组织将各个生产小队的干部，统统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于熟华由于经常数落于熟权而被大队的造反派们看重，认为他是革命组织应该重用的对象，因此还需要他继续担任所在小队的小队长。
于熟华自此之后，在工作组的干预之下，迅速改变了原来的领导方式。一切都改成一盘棋，齐步走军事化的行动格局。无论是开会、生产劳动，还是搞运动，都是要雷厉风行的，如果有人违犯了他的规定，就要遭到他的严厉惩处，轻则挨骂，倒扣工分，重则要作检讨，被批斗。
于熟权本来身体不好，加之精神上的压力和家庭负担过大，要完全按照于熟华的规定做，那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出工吧，于熟权就不行，他的家务事多，每天都要挑水砍柴，女儿凤姿毕竟还是个小孩，别人家的同龄女孩这时还在上学读书呢，有在家里的也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当然也是什么都不会做，而于熟权家里的那些繁重的活都必须由他亲自做。
其他家庭的男人把碗筷一放就可以出工，家中的事儿就交给了老婆，收工回家时可以立即就餐，吃现成的饭，因为老婆已将饭菜全都做好了。
这时候的女人虽然也要天天出勤参加生产劳动，但是生产队长在安排工种时是很有名堂的，此时的小队干部大都头脑简单，也很势利，他们会将不同的对象安排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些事项轻松得很，有的则十分繁重。
这个时候的生产队里不合理的情况是比比皆是，大家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大家都不敢说，更不要说能让人争辩，故大家都说，小队里的干部都不能得罪，“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保管挨秤砣，得罪了会计用笔戳。”这时的干群关系的确紧张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干部的恶劣作风已经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人民群众生存的政治环境是多么的阴暗罗。
于熟权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以及为过立德心的事曾经得罪了小队长于熟华，自然在各个方面不仅都不能享受优待和照顾，反而常常会遭到了他的打压和刁难。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对于于熟权来说是不可能改善的，所有的一切，他只能是听天由命，全部忍受着了事。
那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还学会了古代的诛连术，他们不仅打压于熟权，还蔑视于熟权的儿女，而且这种蔑视是全方位全天候的。
在这样的一种逆境之中，逼得于熟权的儿女们提前懂得了许多事情，他们比其他家庭的孩子更成熟了一些，既学会了抗争，学会了自立，还培养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学校里完全处于停课状态，学生到学校里去根本没有上文化知识课，因为书店里不提供学生用的课本了，上级要求学校都要停课闹革命，因此，这一段大家都是离开经书打胡说。横山大队的学校教师可算是别出心裁，为了尽一尽自己的授课之责，让学生多认识一些字，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便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决定把国家领导人的语录当教材，按照顺序把《一百条》、《老三篇》、《总正本》分别依次地教给学生读认，接着要求记，最后要还应背。对外面声称，要在学校里掀起学习政治的热潮来。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