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在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赵兴元所在的部队一方面开展生产自救，一方面对侵入我根据地的日伪军进行英勇反击。赵兴元带病参加战斗，破封锁，拔据点。但是他的疟疾因无药可治，越来越严重了，犯病的间隔越来越短，经常高烧到40度左右，实在不能随部队行动，在上级的强行命令下，被送到团卫生队治疗。
团卫生队设在蒙山北坡的小公馆村。该村地处蒙山山顶，缺少耕地，村民多以打柴为生，很多人家是半年粮食，半年糠菜，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日子。
太阳西斜的时候，赵兴元拄着根棍子，团里派出一名便衣帮他背着行李，走了50多里山路，走走歇歇来到卫生队。病房十分简陋，实际上是老百姓放粮的团瓢。这种团瓢盖起来非常容易，先用柳条编成栅栏的样子，圈成圈，抹上拌草的黄泥就是墙，上面再盖上野草就成了。战争年代，又遇灾荒，各家没有存粮，就用它当了病房。他走进团瓢看了一下，墙上有几处大小不一的洞，透着风，棚上黑黑的，光线很暗，看不清什么，估计不会漏。地上铺了很多草，看来是当床的，只是草已经成碎面了，遮不住坚硬的地面，看来，这个团瓢里曾经住过伤员。赵兴元准备弄些草来简单收拾一下，先住下来，明天再彻底整理。他走出团瓢，太阳高高地悬在西边的山顶，阳光照着他和团瓢，在这空旷的坡地上拉出两条长长的黑影，显得那么孤单。忽然，赵兴元发现自己洗得发白的军装变黑了，再仔细一看，是跳蚤爬满了全身。看来这个病房里不仅有碎成粉末的杂草，更多的还是跳蚤。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衣服脱掉，使劲抖了几下放在一边，只穿一件短裤重新走进团瓢进行清扫，又用火把屋子周围烤一下。这一烤不要紧，那些跳蚤有的跳到墙上，有的跳到房顶上。无奈之下，他只好做了一个吊床，把自己吊在半空勉强躺了一会儿，根本无法入睡，跳蚤把全身都咬起了红疙瘩。天亮后，赵兴元正准备找些材料彻底修理一下这个团瓢时，碰到了自己排里正在这里住院的副班长房干。房干看到排长乐坏了，急忙打招呼，当得知赵排长正为病房发愁时，就说：“原先我就住这里，让跳蚤把我咬得整夜都睡不着觉，挺不住了才搬出来的，后来我在西山坡上用树枝、山草做了个草棚子，可舒服啦。你到我那里去吧，咱俩住一起也好做个伴，白天咱们上山找吃的，晚上咱俩说说话、讲故事。”就这样，赵兴元住进了房干的草棚子，白天他们一同到山上捡拾板栗、柿子、酸枣等秋天没有收净的野果子，补充卫生队伙食上的不足，晚上讲着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天水关收姜维等三国演义的故事一同入睡。
不久，赵兴元又犯了疟疾，高烧不退，有时还神志恍惚，在一次夜间外出解手时，突然晕倒在野地里。直到第二天清晨卫生员巡诊送药时，才发现了昏迷不醒的他，叫醒了房副班长把他抬回了草棚，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经过这次险情，卫生队更加重视他的病情了，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卫生队长特批，每天保证为赵兴元补充一个鸡蛋，并且全天都吃高粱面做的煎饼，这种优厚的生活标准，在卫生队中是独一无二的。几天后，卫生队经研究，决定给他打三支“六〇六”。“六〇六”据说是经过了606次试验才成功的一种药，是卫生队以及整个蒙山地区最好的药，只是这种药不是专治疟疾的。当时，在卫生队中有好多疟疾患者注射这种药以后痊愈了，赵兴元也满怀希望地注射了这种药。可几天过去了，没见一点效果，他失望了。“为什么别人的病可以治好，偏偏我的病就治不好呢？”原因是他的病比别人重，又整天急于回归部队参加战斗，不能安心养病，当然见不到效果了。为此，这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硬汉子竟然急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教导员沈萍的信及时地寄来了。沈萍似乎知道他面临的情况，给他送来了最好的治病良方，信中说：“生病是暂时的，是一定会好的。缺少药品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个乐观的精神状态。一些人身体不好精神好，身体会慢慢地好起来；一些人身体好精神不好，身体会慢慢地坏下来。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胜利，看到光明，要勇敢地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在等待你的好消息！”赵兴元心情激动地读着沈教导员的信，仿佛在和教导员亲切地谈心，也好像看到了战友们殷切期盼的面孔。他打消了悲观和急躁情绪，一心养病，争取早日回到部队参加战斗。
秋去冬来，敌人的扫荡逼近小公馆村，团卫生队收拾东西准备撤离，轻伤员陆续归队，少数重伤员随医院转移，赵兴元的疟疾略有好转，要和部分伤员被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
一天清晨，一名30多岁的地方干部来见赵兴元，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是这个区的区长，上级把大家交给我们区政府，我们一定能把大家隐蔽好、保护好。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我们准备把大家转移到敌占区，一部分同志分散到当地群众家，个别同志要住到伪军家，赵兴元同志，你就住在汉奸大队长家里，不过请你放心，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这样吧，俺回去弄副担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