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因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愚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