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摄政。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7]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