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土匪，他们的车上又装了许多银园，只能打听前面没土匪了再走，要延误一些时间，走的时间也太长了，好看的小说:。可这次他从兰州到北京，那么快的火车竟然也走了一天两夜还多一点。这一天两夜多的火车，走过的路程究竟有多少平方公里，又能占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几分之几，他的确是很糊涂的。
能到祖国的首都来一趟，薛廷臣的确觉很自豪。他掐指算了一下，在他的老家西侯度村里，去过北京的人总共才有三个人。
第一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醒民。薛醒民是一九三七年被阎锡山部队派去当兵的。他参加的这个军队。虽然是阎锡山的队伍，实际上却是被簿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控制着的：“牺盟会”的全称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部队中从师长到团、营、连级干部，还有个别排级干部，都是**员，后来摇身一变，便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薛醒民后来被编到刘伯承的警卫部队。第二个到过北京的人是薛福定。薛福定是和安家村的姚仲明是姑舅兄弟。姚仲明是和薛醒民一块被阎锡山派去当兵的，情况和薛醒民基本一样。薛醒民的家庭困难，只在本村学校里上过不到一年的小学，识字不多。姚仲明家是财东（地主），也是弟兄两个。初中毕业以后，便被阎锡山派去当了兵。他还清楚的记得姚仲明、薛醒民，还有东侯度村的姚治太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被派兵以后在西侯度村训练时的情景。这些人在教官的指挥下，用铁锨把当枪扛在肩上进行训练，那个教官还教他们唱着阎锡山骂**的歌：“**残忍，杀人如割草……”。
薛廷臣自己就算是西候度村里第三个到过北京的人。在过去，去北京对他这个农村的放羊娃来说，的确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天他竟然也到了北京。
他的另一个感受是：高层的领导也不一定全正确。他们说的话有些地方也是错误的。他对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报告就有些看法。
会议期间，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作了一个报告，他先说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和**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以及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大好形势，接着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要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有什么用？打仗用不着他们，国家养着那么多的三军仪仗队是白吃粮食。讲话中，他还引用了**的话：“**曾经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认为国家养的这些仪仗队，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犯罪。”
这一次北京开会，青海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开会期间，薛廷臣是和天津的几个代表住在一个四人房子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晚上没事，几个人就在一起议论会议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章部长说国家的仪仗队是白吃粮食是浪费和犯罪，这句话说的就是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从新闻纪录电影里，他看见过国家领导人**和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时出现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场面。薛廷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觉得，国家的仪仗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的。他怎么能说这是浪费和犯罪呢？他的看法得到了同室代表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薛廷臣的看法是正确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章 (章乃器)、罗(罗隆基)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后来两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然，他们肯定还有其它的言论和问题。
薛廷臣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是在北京开会期间，他还是时刻记挂着他的榨油厂。榨油厂的榨油机是天津生产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搾油机厂买了一些机器配件，当天又返回了北京。
从北京返回青海的时候，他想顺便再回一趟家，就没有在北京等着买卧铺票。在买票的时候，他打听到从太原也有到风陵渡的火车，他便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风陵渡的直通车票，经过太原车站签字倒车再到风陵渡下了车，便回到家里呆了两三天。
这是他九年来的第二次回家。
薛廷臣很爱他的家乡，一有机会就想回家看看。后来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出差只要经过孟塬车站(现在改为华山车站)，如果任务不那么紧，他便有意不买卧铺票，就是想利用车票的有效期限，下车到家里住一夜或停上一天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