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则是将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也一并都关进法律的笼子里面去，西方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老樊，你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樊啸天不说话了。他听明白了顾念生的道理，觉得自己还是太肤浅了，中国的左派，真是不堪大用啊。
看来，左派和右派还是没有结合点的。中庸之道，难哉！
顾念生接着说道：“在中国要发展民主，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首先就要搞中国式的君主立宪，要把政府和执政党的绝对权力给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面去。不能是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党要管党的那一套，那不是办法，那只是善良的一厢情愿，那只会是文过饰非掩耳盗铃，问题会越出越多越出越大的。
所谓‘良医治未病’，现在。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为迫切、最为重大、最为意义深远的事，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来管住政府，管住执政的共产党，立法权归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通过全民普选海选来产生。人民代表只立法，不行政，政府官员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够被推选为人大代表的，更不要说去主持人大的工作了，那种包办人民代表大会的做法，已经不再是越俎代庖了，而是在对民主制度进行阉割。要行真普选，要确保人民代表来自于人民，谁的施政方针好，就按照谁的办，这才是真正的在走群众路线，是在让人民群众自己来当家作主，而不是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毛泽东也是伟大的，但是，人世间的道路总是崎岖而又坎坷的，知错能改，与时俱进就好。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走民主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坦途。而一旦舍弃了这一条道路，则要么是官僚资本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中国变成为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最后失败，那样，中华民族将在民族崛起的道路上再次从头起步；要么就是官僚资本内斗搞分裂，中国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继续被外强凌辱的地步，那样，中华民族将再次被迫进行民族解放的二次革命。
如果说1949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才是真正地走到了民主政治的十字路口了，不民主则国必乱，没有法律原则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任何繁荣都将是不能够持久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中国未来的现实。”
顾念生的话说完了，众人都沉默的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没有自己的主见。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的行情，面对这些个位卑不曾忘忧国的文人，人们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就像是一群幼儿园里的儿童，谁说的话，他们都觉得是很有道理。
人民在政治面前做儿童做的久了，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自我独立的来思考问题了。这种状态，对于中世纪的君主国家来说，算得上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了，但是对于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改造的人类社会来说，这种万马齐喑的人民的政治儿童状态，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余方平老师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他感到自己先前鼓起来的精气神，一下子就全都泄漏殆尽了，他清楚的感觉到了自己和樊啸天、张一航、顾念生，还有那个青年郑南奎的思想，都有些互不搭界的味道。但是，他还是有话要说。
余方平说道：“好啊，我今天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你们的对话交锋。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骨，铁骨铮铮啊！热血和激情，真的就像是大海一样澎湃汹涌激荡不息呀！我仿佛是又回到了自己一二十岁时的年纪，怀着纯真的理想和抱负，欲为天下人来谋永福。这种情怀。真的是很崇高。很令人向往，景仰呀！
你们都是有血性的爱国者，大家有了这样的见识。难道还会让我们的国家再走回头路吗？难道还会让我们的民族再次去经受苦难吗？不会的，我们以我们祖国的名义，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我们自己祖国的主人翁，我们保证不会让我们的祖国再经受磨难。
我想，不管什么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不能乱，这才是我们爱国者当下的最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我们各种思想派别的结合点。不管是谁。我们都不会希望我们的国家发生动乱，这一点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对吧？”
大家都纷纷点头。
余方平接着说道：“封建帝制，早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就已经表明，那是已经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事物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集体领导，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调整进步着。只有稳定，才能够更好地发展，不管是什么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协商。急不得，治大国若烹小鲜嘛，要稳妥着来。
我的水平有限，但是，中国不能乱，这一点，绝对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余方平说到这里，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大家都在支着耳朵听，就只有秦东昌一个人还在那里一筷子一筷子地叨菜吃，于是就对秦东昌说道：“是不是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