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自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和责任感，人性因素占据了很大比重。同时，消费者在相对透明化的社会里，通过民主政治向企业施加的压力，比美国式企业的寡头政治更为直接。而以圈地运动和T型车为开端的美国商业文化基础，更倾向于自由市场配置。当同样的个体努力遇到两种不同的土壤，将对企业形成不同的推动力；当个体的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反过来又会对竞争规则起到反作用，这进一步拉大了分化。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并没有远远超出美国企业，但它们建立起良性的循环推动力所需要的时间，显然要少于后者。
与德国企业相近的是日本。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曾面临与中国今天类似的污染问题，一些河流鱼虾绝迹，但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成功治理。其中，除了日本政府的努力，日本企业在环保生产、环保技术研发和环保产品开发领域的进展也功不可没。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与文化特征相关，他们重视人的要素，不过度强调利润导向。在变革过程中，这有利于那些反社会责任因素的消除。而正是这些日本企业，在走出了“失落的十年”之后，表现出比美国企业更加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从假设中回来，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对比只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放大，以便让我们对不同路径进行反思。结论是：在企业公民建设的“依从”阶段，人性化因素（包括企业文化和企业家领导力）能够更好地推动企业通过企业公民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实际上，人性化要素不仅决定企业公民化进程的速度，亦有可能创造新的路径，并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推广。在中国，有从战略领先角度出发所做的企业环保尝试，如中远集团。由于以欧洲港口为代表的全球航运业已经着手立法解决高放排和污染问题，同时，海运船队的建设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周期，因此中远早在2003年就开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亦有德商和个人领导力驱使的企业公民行为，如远大空调等民营企业。企业家在经历了创业之初对财富、权力和技术的渴望和追逐之后，开始思考自身和企业作为“社会人”（彼得·德鲁克提出的与“经济人”相对的概念）的意义，重新思考企业的经营目标，并谋求商业文化的变革。虽然很多人对他们的企业公民实践持有怀疑态度，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企业公民实践确实帮助了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构建。
有意识地推动两条路径的合并，将对当下中国企业的企业公民演进过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不幸的是，人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碳减排模式设计和环保标准上，而忽视了外部路径中的基于企业公民战略下的竞争优势构建，以及人性化要素的领导力重塑、企业公民取向下的企业文化构建、企业家德商等更为基础的因素。对这种状况的改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企业公民实践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