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最终迫不得已作出改变，或者就此被市场抛弃。
作为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作为企业个体的可持续经营，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切实可达到的目标，需要企业和公民社会共同的努力，并透过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求同存异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合作关系。企业与公民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提升低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将企业公民理念和实践战略化，并贯彻到日常经营之中，是每一个企业必须考虑的路径之一。
企业家力量：从德商到企业文化
当下中国处在一个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传统价值分崩离析。在商业领域，一部分企业家在企业公民的领导力方面表现欠佳，另一部分企业家利用商业权力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茅于轼先生把新中国60年来的这种价值断裂分为两个阶段，即从过去的为人民服务，转变为后来的为人民币服务。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在培养企业家德商和领导力，建设更加健康、成熟的商业文化方面，中国企业在企业公民的商业实践只能称得上刚刚起步。
20世纪70年代，约翰·拉德就指出，组织将不会主动避免环境污染，除非法律、公众舆论或其他外部压力，迫使这一问题进入这些组织的理性决策过程。但这些外部因素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们对企业公民推动力的有限性。假如所有的企业家都愿意接受分红，他们的员工也拒绝为了一套减排系统投资而连续三年放弃加薪，你怎么能期待他们投票选出来的政治家们会强迫他们接受一套新的环保法案呢？至于公众舆论，他们的声音尽管独立，但对组织的影响永远是间接的。拉德以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思维，断言组织不能有道德义务，因此也就不能有道德责任。他呼吁寻找新的出路，来走出组织理性和正直经营之间的困境。
这种出路，后来通过企业公民实践的历史演进过程，被证明主要还是来自企业的外部经营压力。竞争压力的加剧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法律、社会价值观以及比传统传媒远为强大的互联）使得企业公民实践的确成为企业战略（至少是战略的一部分），并帮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就像沃尔玛、康明斯等企业借此建立起新的竞争门槛一样。同时越来越透明化的社会环境，也在通过毒奶粉事件等社会经济事件来迫使企业将战略企业公民化（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一种道德主体）。
毫无疑问，这种出路是符合商业逻辑的。但问题在于，除了初创企业，大多数企业都需要面对从传统企业向企业公民转变的挑战。这种企业变革涉及企业商业价值观的整体转变，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关于变革的管理学研究表明，转向型企业变革的成功率并不高。另外，企业公民战略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回报周期，许多企业的赢利状况并不允许它们作出改变，一旦无法保持竞争地位，企业将陷入困境，可持续发展也将难以为继。这个时候，企业家的德商和个人领导力要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导向。也就是说，关于企业公民实践的历史演进研究，可能忽视了企业家的德商和个人领导力要素，以及企业公民所天然具有的道德主体性质。
简单地对一些西方国家在企业公民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分化进行讨论，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果。比如，虽然是美国最早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实践，但欧盟一些国家和日本在过去十多年来在企业公民领域的进展却超过了美国。在同样的思想启蒙下，两个采取同样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区域，为什么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组织学过于烦琐的假设，我们来建立一组简化的参数进行分析：把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公民的实践的动力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企业家的德商与领导力（人性化因素）和企业的竞争压力（社会化因素）。同时我们作出一个假设：在企业的平均竞争力没有越过“责任盈余线”（即假设一家企业实现赢利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准后，有条件在竞争压力之外考虑社会责任的投入）之前，德商和领导力将在可持续发展中起主要推动作用。这样的假设有助于解释不同个体努力形成的偶然结果。例如，约翰·洛克菲勒在企业成功之后，从一个夏洛克式的商人变为一个慈善家，并对其背弃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行为忏悔。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研究专家德克斯特·邓菲（Dexter Dunphy）指出，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组织走向可持续发展需要经历六个连续阶段：拒绝、不响应、依从、功效、战略主动、可持续公司。显然，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演化阶段，即个体努力演化为普遍模式的过程中，德国和美国出现了分化。
基于以上的假设，德商和领导力在这两个阶段起主导作用，这将有利于揭示分化出现的根源。德国人的商业文化基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