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原因就在于信息能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平滑无缝地传递：顾客可以从其他顾客那里获取经验，社团组织可以从员工那里了解企业内部信息，投资者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看到企业可能试图隐瞒的信息，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都能够直接沟通、交流，并且进而形成一套信息的正反馈机制，最终使得真相和虚伪都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总统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名言——每一桩欺骗都是有成本的，无论是掩盖真相、制造假象，还是让知情人缄口不言，都需要支付费用。当成本有限时，我们也只能营造一个有限的骗局。而随着利益相关者络的形成，欺瞒行为中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在飞速上涨，于是，能够欺骗所有人的那“一段时间”已经短得稍纵即逝，而能够永远被欺骗的那“一部分人”也将少得几近于无。
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并不是对新的传播环境毫无察觉、麻木不仁，它们也在密切地关注着互联和利益相关方络所带来的变化，并且不断改进着自己与外界沟通的方式。但是，很多企业的思维方式却仍然停留在以前那种金字塔式自上而下传播的阶段，掩盖、弱化负面信息仍然是它们在面对公关危机时，第一个从头脑中跳出来的应对之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试图以屏蔽络信息、干预搜索结果、雇用络枪手操纵论坛言论以及对某一特定利益相关方进行定向公关和传播等方式来对付利益相关者络。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做法的效果最终往往适得其反，而且一旦败露将招致加倍的惩罚。“三鹿事件”的爆发和演进就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这一点。归根结底，它们还是过于低估“群体的智慧”，没有真正实现在思维范式上的彻底转变。
学会与负面的评价共存且透明化地生存，而不是试图用更高明的方法掩盖真相，这是在新传播环境下，企业思维范式所需作出的最基本的转换之一。利益相关者络的出现与完善，以及它所带来的传播环境在结构性和过程性上的变化，推动着公司最终从信息城堡里的僭主，走向与公众地位平等的企业公民。当企业不再有天然的信息屏障为保护，失去居高临下的信息霸权的时候，一些人在忙着哀叹自己失去的权力和荣光，而另一些人则在摸索新规则下与利益相关方坦诚共处的方式。这些探索者敏锐地发现，从“霸主”向“公民”的身份转换并非令人一无所获，比起昂贵的“品牌假面”，在裸露时代通过坦诚对话建立的信任关系，其实是一种更加稳固可靠的信用凭证，是继土地、资本、人力资本之后一种新的蕴涵巨大能量的资本。
互联使得在大众传媒时代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使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交谈。人们通过络交谈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以促进知识交流。超链接打乱了大众群体中的身份等级，单方面塑造自己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企业已不再是信息的权威发布主体，也无法控制信息发布渠道，它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方式面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
以往，企业最重要的信用凭证就是品牌。品牌为企业的产品提供背书，帮助产品获得消费者信任，并赚取品牌溢价。当单方面打造的品牌难以为继，企业如何建立新的信用凭证？企业在利益相关者络中被接纳，在一个透明化的信用体系里被认证，这就是获得公民身份、公民资格（Citizenship）。而一个公民身份以及凭其所作所为建立起的声誉，正是企业在未来竞争中所必需的信用凭证，是企业的“新资产”。企业从中获得的“无权势者的权力”，根本来源是其得到认可的公民身份，建立于长期的交往、沟通而在其他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品牌一样，这种信用凭证可以为企业的产品、行为和关系提供担保、构建信任、提供背书，甚至与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成为具有共同目标的利益共同体。
企业经过长期磨炼所培养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中，蕴涵着对利益相关方“需要”的体察。通过企业公民活动，企业可以重建自身的权力络：通过对话与影响，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一种互动和信任共同体，这样的隐性组织让企业在透明化的新体系下，以公民身份获得新的社会资本。一项“企业公民活动”为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好的口碑和声誉，还有利益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即使是在过去不太重视“品牌”的行业里，公司依然可以通过“聪明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在赢得好的口碑的同时赢得好生意。例如，过去习惯于直接面对公司客户的重型卡车市场一贯不太重视品牌，陕西重型汽车公司则通过对卡车司机进行调研，发布了《中国卡车司机生存现状蓝皮书》，不但更了解卡车司机对卡车使用方面的需求，而且了解了与自己最相关的受众群体的生活方式，与卡车司机们产生了一种紧密的黏合关系。陕重通过关注行业内的“弱势群体”——卡车司机，将此行为转化为公司竞争优势。
在企业逐渐适应自己的新身份的过程中，需要寻找一些关键性的社会议题，作为自己关注和实践社会责任的重点；例如，当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