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存在着我们未曾察觉的相通相融的关系？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76年，被人们称为工业社会的元年。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一是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前者意味着革命性的生产工具出现，后者为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市场和社会分工）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大机器为生产工具，按照效率最大化的分工原则生产，通过市场交易的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了。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这本身就是在使社会利益最大化。
这种思想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并非亚当·斯密首创。亚当·斯密是从一个名叫曼德维尔的人那里继承来的。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它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镑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以及由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源泉，离开了这个源泉，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换言之，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与其说是一个“寓言”，不如说是一个神话，一个关于道德无益、私欲和市场万能的神话。这个神话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但自问世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一直遭到理论上的质疑和事实上的挑战。具体到商业领域，关于企业是一个纯粹为自身赚取利润的组织，还是一个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也一直是一个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
“公地的悲剧”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英国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称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但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
“公地的悲剧”是一个远超出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寓言，与“蜜蜂的寓言”相映成趣。它是对“每个个体都追求自己的私利，看不见的手就会奇妙地将其转化成公共利益”说法的讽刺。“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为市场辩护的人的解释是：问题出在“公地”的产权不明晰，是公地产权的“公有制”性质导致了公地的悲剧。但这与其说是回答问题，不如说是掩盖问题。“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以免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