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改变。当“帝制”被破除时，它们被迫从“望族”、“老大”的身份，转变成必须与其利益相关方平等对话，并进行价值交换的公民。从霸王心态到公民心态，这时候当然是一种失落，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落难了。因为你毕竟是公民。公民有责任，有权利，它只是在一个新的等级秩序里重建自己的信任和权威。
这里面讲的新思维，就是戈尔巴乔夫的一本书里面提的公开化、透明化，从对抗到对话。实际上在这个透明化时代，企业必须有平常心，即一种“相信别人都能知道你的一切，你绝对不会比你的利益相关者知道得多”的心态。因为，总有一天，你想试图掩盖的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总而言之，你要做企业的话，你必须认识到做企业就是做企业公民，你不再是享有信息特权的主体。
企业公民过去只是一个道德概念，跟商业能力无关，但是现在一切的道德风险都有可能变成经营风险。你不讲道德，最后都可能导致企业的业绩和利润下滑，甚至企业本身的生存都会遭到巨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已经迈入一个新的、虚拟化、络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代。过去企业只属于股东，是股东的企业，是出资人的企业，也就是“我”的企业。后来人们发现，企业不仅仅是出资人的企业，也是员工的企业，也是合作伙伴的企业，也是客户的企业，等等。这些利益相关方虽然事实上不是股东，但在效果上，它们俨然成了公司的股东。正因为如此，现在，任何的道德风险都同时是一种经营风险。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写于1948年的《1984》中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所有人家里和工作场所都装有不止一个“电幕”，“电幕”上每天播放着各种精心制作的消息，再加上重复过千万遍的标语和口号。“电幕”还是一种监视设备，每个人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会本能地想起一句警告：“小心！老大哥在监听！”在这个“电幕”无所不在的国度里，私人空间已经完全消失，伴随着每个人的都是“老大哥”那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
奥威尔所描绘的与透明化时代的情形似乎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恰恰是在1984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但十分重大的事。这一年，苹果电脑公司推出了Macintosh个人电脑。苹果公司特意为这个产品制作了一条电视广告：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奋力将一把铁锤扔向一个“电幕”，“电幕”被砸碎，随之出现了这样的字幕：“1984不是1984。”苹果公司想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作为可以供个人来表达思想和发布信息的工具，Macintosh将砸碎那些造就信息垄断和信息独裁的技术，让广大遭受信息奴役之苦的个人都拥有信息主权。
的确，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信息的去中心化、个人化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电脑的显示屏看上去也是一个“电幕”，但两者的功能大相径庭。电脑屏幕前的人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集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前者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一点对多点的，后者的传播方式是双向互动的、多点对多点的。在“电幕”面前，所有的人都在听“老大哥”说，而且在受“老大哥”的监听监视；在电脑屏幕面前，所有的人都在交谈，听自己想听的，说自己想说的。最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工具，所有的人都可以反过来监视“老大哥”。
在传统的“一点对多点”传播中，常常出现“群体的愚妄”。由于众多的信息者（“多点”）之间信息的阻隔，本来出于信息弱势的个体不会因为数量的巨大而变得强势，无数的受众在被暗中阻隔的前提下相聚，反而因为“羊群效应”而形成比个体的愚妄更难消除、让骗子如鱼得水的“群体的愚妄”。可能消除这种“群体的愚妄”的方式，就是用“一点对多点”替代“多点对多点”。在多点对多点、双向互动式传播过程中，关注点逐渐聚焦，进而被放大并且越来越清晰，每个人细微到微不足道的独到见解以“维基”的方式逐渐聚集，随后蔚为大观。这个过程，就是詹姆斯·索诺维尔基所说的“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即“百万大决定”。骗子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在众人处于信息阻隔的情况下，他能以骗一个人的方法骗众多的人，并让众人陷入“群体的愚妄”，使他与众人之间呈现出严重的“智能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