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变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认识我们一些朋友对于社会进步的“‘无监督’崇拜”，他们总是梦想“君子不言利”成为社会的道德底线。
我国西汉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大势，提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人们依赖农民耕种得到食物，依靠虞人开出木材供他们使用，依靠工匠做成器皿满足他们的需求，依靠商人流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这么做，物产不需征集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并且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司马迁的这段话，表达了与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几乎完全一样的思想，可是我们的司马迁比英国的亚当·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在司马迁面前，我们那些梦想“君子不言利”成为社会道德底线的朋友应该感到惭愧。
误导市民的“信任消费”
前些年，个别地方有过吃饭和卡拉OK由顾客“自愿付款，多少不计”的个例，很被新闻界鼓励了一番。199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经济生活”版的专栏文章《多一点“信任消费”》，把公共汽车无人售票，和以往有过的无人售货、无人售报归类在一起，称为“信任消费”，认为应该提倡。这是很不准确、很不负责的界定。
无人售票公共汽车也称投币公共汽车。投币公共汽车在各地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企业方面，以前一辆车要配两三个人，现在一个司机把工作全包下，节约人手，提高经济效率。站在市民的立场，因为无人售票公共汽车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并且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接轨，所以很受欢迎。
以笔者所在的广州来说，城市容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很大，城市规划又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在居民看来，未好好发展新区，却急于老区拆迁。这就使得城市的交通条件急剧恶化。当然，远景一定是很好的，但是居民希望的是“平稳过渡”，规划得好一些的话，应该可以做到。现在在广州，自行车数以百万辆计，机动车接近百万辆，把道路挤得寸步难行。许多专家和市民都曾建议，努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所幸的是，市政当局在这方面迈出了扎实的步伐。新近，几十条线路开通投币非空调公共汽车和投币空调公共汽车，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居民出行的困难。在地铁络完成以前的“艰难时期”，如果要问广州在市政建设方面有什么进步，市民会选投币非空调公共汽车和投币空调公共汽车。
投币公共汽车在广州和在全国许多其他城市，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很重要的一条，是服务规范，杜绝扯皮；铁价不二，节约谈判成本。沿用几十年的按站计价制度，不仅增加运行成本，而且容易滋生扯皮事件。面对市场经济的快节奏，不改不行。二十年前各地发展过相当数量的个体小公共汽车或“中巴”，一时补充了国有公共汽车之不足，但也带来弊端。个体车服务不规范，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然而人们已经体验到，允许讨价还价带来的时间的和精神的损失更大，往往酿成不愉快的事件。现代经济学告诫人们，谈判的花费和消耗是很大的。投币公共汽车这种“接受或拒绝”（TAKE IT OR LEAVE IT）的契约消费方式，从制度上节约谈判成本。另一方面，个体车既个体又流动，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许多市民都有被他们宰过的经历，因为当时那种个人做车主的“中巴”，从体制上就决定了很难有什么“企业形象”意识。即使辛苦树立形象，大部分好处却给了别人。相反，宰一次是一次，下次没人知道我会在哪里，倒显得实在些。人们曾经设想，如果“中巴”是由几个标志明显的比较大的公司来经营，良好的竞争一定会使市民得益。现在，大公司经营的、标志明显的投币公共汽车圆了市民这个小小的心愿。
投币公共汽车根本不是什么“自愿付款，多少不计”的所谓“信任消费”。吃饭“随意付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个别企业偶尔为之，就像向明星赠送别墅一样，归根结底是出于宣传的考虑和追求广告效应。当今世界，没有哪个饭店或卡拉OK厅可以一直在“随意付钱”的营业制度下生存下去。
正因为专栏文章将投币公共汽车定位为“自愿付款，多少不计”的所谓“信任消费”，所以文章作者把司机对乘客投币的关注，也说成是对顾客的不信任。作者写道：“时下的‘信任消费’也不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