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年，花旗集团的投资银行（当时名为所罗门美邦）成为中海油海外募股的主要承销商之一，它在这上面赚了一大笔之后，从此沉寂了好几年，让摩根士丹利取代它，承销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石化等公司的海外募股。
在2003年年底，花旗的投资银行好不容易凭借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中国人寿上市，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到了2004年，花旗集团表示要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国建设银行，因此，花旗的投资银行最早进入中国建设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承销商之列。但最终又是摩根士丹利捷足先登，不但成为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承销商，还为其穿针引线，引入了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在两家银行高效率的谈判和合作协议达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承销商的角色，使华尔街在中资银行上市过程中大赚了一笔。因为没有什么独特的技巧能够用来精确地计算股票的发行量和发行价，所以上市公司本身也无法确定市面上的需求量。如果按常规操作，那么上市公司就像待宰的羔羊，得听任承销商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上市公司就只有向承销商派来的专家支付咨询费的份儿了。这条灰色地带的猫腻太多，极其容易被滥用，传出来的丑闻远不止一两起，这也表明了承销商说一不二的地位。
发生在承销商身上的最恶劣的事，则莫过于使投资者买了新上市的股票，而股价在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急速下降。所以华尔街总是倾向于在低价位成交，以保证股票上市后的价格上涨趋势。承销商也想让上市公司高兴，使它们以合理的价格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但承销商更想让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大客户们高兴，等下一次再为筹集资金的上市公司担任承销商的时候，它们还是要回头去找那些相同的客户。
通常来说，公司公开上市，是希望进一步发展壮大。特别是对小型公司而言，公司上市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们可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发展生产，甚至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公开上市的另一大益处是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因为首次公开募股往往是向潜在的客户宣传新产品的最好时机，可以促使公司增加市场份额。另外，公开上市也不失为个人功成身退的一种策略（其可以在分到股份后开溜）。
但公开上市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公开上市有诸多益处，但上市公司往往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们必须向投资者公开披露公司的信息，还必须定期将财务报告呈报给证券监管机构，这就增加了各种财务上的开支。上市公司还将面临市场上的巨大压力，导致管理层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增长上。又因为投资者不断寻求收益增长，所以管理层会为追求高额利润作出疯狂的决策。
然而中国的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原本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没有货币发行权的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完全不受别国控制，财政政策和货币发行权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且国有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是垄断性质的，利润相当丰厚。就因为中资银行利润丰厚、业务具有垄断性质，所以华尔街机构早就跃跃欲试，等不及想瓜分利润，但又苦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它们找不到突破口，无从下手。眼看将要到口的肥肉却吃不着，它们岂会善罢甘休？它们的做法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华尔街的对策便是大肆唱空中资银行和中国股市。2002年12月，高盛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为40%，中资银行成为亚洲最差的银行。到2003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高盛、穆迪和里昂证券纷纷针对中国银行系统发出警告，一再强调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如果金融系统对其处理不当，这就将毁坏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那些西方媒体和金融机构众口一词，在国际国内制造声势，尽其所能地贬低中国银行业。转眼到了2003年年底，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定为BBB级，是“可投资级”中最低的级别。它们还把13家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定为“垃圾级”，为的是让国际金融财团在股权收购交易的谈判中拿到足够的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