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股份增加到42%，并改名为怡和证券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证券买卖及投资。同时组建怡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加强在香港的保险业务。
20世纪70年代以后，怡和集团旗下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近400家，经营业务遍及进出口贸易、金融保险、零售业、房地产、码头仓储、航运、航空、旅游、酒店及公用事业，被称为“规模宏大，无远弗届”。
面对如此呼风唤雨的怡和，汇丰与之进行了多项合作。1974年，怡和与汇丰换股，汇丰持有怡和5%的股权，怡和则持有汇丰3%的股权。与此同时，汇丰与“英资四大行”中的其他三大洋行也都关系密切。如1969年，汇丰与会德丰、和记合作，共同投资兴建贯通港岛至九龙的海底隧道。1971年，汇丰收购太古旗下国泰航空25%的股权，与太古一道成为国泰航空的两大股东。
在与华商关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汇丰根据香港华商势力崛起的形势调整了策略。在继续加强与英资大财团密切联系的同时，积极扶助精明进取的华商在纺织、航运和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希望形成一批扎根香港的华资大企业，维持香港的稳定发展，并建立汇丰在华商中的基础及巩固汇丰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著名船王包玉刚的崛起，便与汇丰银行建立的密切关系相关。
在中国内地有着10年银行经历、并担任过上海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1949年移居香港。6年后的1955年，包玉刚看好当时世界航运业前景，创办环球航运有限公司，并斥巨资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燃煤旧货轮，改名“金安号”，迈出了创办环球航运集团的第一步。
在对“金安号”经过一番整修后，包玉刚将其租予日本山光汽船公司。当时航运业的传统做法是“计程租”，即根据货主需要将货物运到某地，然后根据这一航次结算运费，但包玉刚第一次租船便是“长租”，即把船在一定时间内租予某一固定客户。当时，一些同行对其将船以较当时计程租低的租价长期租出颇不以为然，但包玉刚自有其算盘：把船租给信誉卓著、财政可靠的租户，凭借长租以获得稳定的租金，继而由租户银行开出信用证，从而取得银行贷款，再增购船只、扩充船队。投资巨大的航运业，如果没有银行做靠山，仅凭自己赚来的钱发展谈何容易，但在当时要找银行贷款买船又谈何容易。选择长租办法，并注意租约保障，正是为取得银行贷款增购船只而开创的“一个租船的新趋势”【包玉刚语】。
早期，环球航运公司的船只大部分以“长租”的方式租予日本的航运公司，日本经济的勃兴使包玉刚的船队迅速扩大。包玉刚用所谓“三张合约”的策略，即用租船合约去取得银行贷款合约，再以银行贷款合约去签订造船合约，迅速扩大航运业务。在贷款方面，包玉刚成功说服当时担任汇丰银行会计部主任的桑特斯，打破了汇丰当时因风险过大“不可借贷给轮船公司”的戒条而取得贷款。多年以后，包玉刚回忆道：“那时香港这位银行家朋友【桑特斯】，对我的成功深为佩服，他的银行不但根据船价加上租赁价值贷款给我，而且开始跟我建立合作关系，后来更扩大到若干成功的合作事业，我也成了该银行的第一位华董。”
20世纪60年代初，桑特斯出任汇丰银行主席后，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到共同投资。从1964年起，汇丰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先后与环球航运组成环球巴哈马航运有限公司【初期占33.3%的股权，后增加到50%】、环球航运投资有限公司【占45%的股权】及环球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占37.5%的股权】，汇丰成为环球航运集团的主要股东。在汇丰的支持下，环球航运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航运集团。1971年，包玉刚应邀加入汇丰董事局，成为首位华人董事。
据估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丰在环球航运集团的投资约占近半数股权，由此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程度。而此时，包玉刚也已成为香港华商首富。1976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包玉刚为封面人物，称其为“海上之王”。
除了来自上海的包玉刚之外，汇丰还在鉴别新的华人英雄。汇丰已经注意到，迅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成为香港商界的主战场。这时，来自广东的李嘉诚跃入了它的眼帘。
1928年出生在广东潮安的李嘉诚，11岁时因日军侵华而随父母南迁香港。14岁父亲病逝后，他辍学外出谋生，从塑胶产品推销员到自己创办塑胶厂，再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塑胶花大王”，靠着不懈的努力和打拼，李嘉诚在香港商界崭露头角。
三十而立之年【1958年】，李嘉诚看好香港地产业前景，开始涉足其间。不过，李嘉诚大力出击房地产市场，则是在10年之后的1967年。当时，香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发生暴动，港英政府实施戒严，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一些财团因不看好香港经济的前景而纷纷将资金移出，贱卖手中的物业和地皮，致使地价、楼价和股市纷纷掉头向下。
成功正是来自于对大势的准确判断。李嘉诚认为，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