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福禄无边之感。在外滩一字排开的高层“洋建筑”中，中银大厦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派”。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与杨廷宝、童、李惠伯并称为中国建筑界“四大名旦”的陆谦受，与建筑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关系，也许只有参与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和中国银行新北京总部大厦的贝聿铭可与之比拟。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建筑，包括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以及1953年落成的香港中银大厦等。
就在成立中银大厦管理处到正式开工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商股占了80%以上的中国银行被追加官股1500万元，总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这样，官商各半，控制权落入了政府手中，并由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中银大厦的奠基典礼。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称：“闻新厦外表，将于简单之中，寓壮严之意，下层周围墙壁，均用苏州之花岗石，正面计十八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于适合现代建筑需要之中兼采中国固有之矩范，尤为特点。……地下层面积辽阔，库房及保险箱之设备均极精巧坚固，保险箱总数达一万具之多。……内部装有最新式及特快电梯十余具，其载人者可以完全自动，速率每分钟可达五百英尺，全部银行办公厅将装制冷气及调节空气机、热气管、水管及防火设备等项。”
这幢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被认为由于沙逊的阻挠没能实现，而中国的复兴更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备受挫折。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他们职员的日子并不像当时的中国人民那样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用不着体验艰难时世。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日子都堪称美好。
《张公权先生访问记》，载《金融知识》1942年1月创刊号。姚崧龄在《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一书的结论中，曾记述在中行工作了23年、于1935年3月离开中行总经理职位的张嘉【字公权】时代的中国银行。“张氏在行，常以三大道德纪律期励同人：一曰行员在行服务，不仅以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之利益为满足，必须进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二曰职位不拘高低，必须人人操守廉洁，摈除恶习，更须公而忘私；三曰任事不能仅以但求无过为尽职，必须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以上三原则，张氏当归纳于‘高’‘洁’‘坚’三字，以为每一行员坐右箴铭。此种熏陶，为时既久，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风气，使每一行员于待人接物之顷，不期然而然，表现无遗，博得众人之信任。”
关于中银大厦的高度是由于沙逊出面干涉变矮的说法，有人提出疑问：尚在大厦开工前，中国银行已经作出了减少层数的决定。当时报载：“鉴于社会百业萧条，经济衰落，费资千万，建造高厦，尚非当急之务，故以酌量减低层数，以求撙节云。”
4 太平洋战争前之沪港：汇丰的美好时光
1933年，乔治·斯图尔特在伦敦通过汇丰银行的外派面试后，踏上了远航上海的旅程。4年前，20岁的斯图尔特跨入汇丰银行大门。在那个时代的伦敦，进银行工作就像进伊顿公学一样难、一样有面子。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4年之后，斯图尔特被汇丰派往上海分行。
面试时，银行方面强调要把银行工作视为“事业”，而不是一般的“职业”。斯图尔特曾说：“他们希望人们进来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汇丰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成为汇丰的一种文化传统。一批在英国伦敦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往往被派到各个分行执行各种工作和担任各项职务。他们循着这个途径向前发展，借鉴以往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经验，随着不断的晋升而带到更高层的管理之中。
当上海外滩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情景让斯图尔特豁然一亮。举目望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上海总会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呈一字排开。
斯图尔特发现上海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既拥有最大的银行和商行，也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
斯图尔特在上海外滩最气派的银行大楼里上班后，开始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是个娱乐和享受的“理想王国”，仅英国人在这里的大型俱乐部就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其中离他上班的汇丰大楼不远的上海总会，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销金窟，那里34米长的吧台世界闻名。而这些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一旦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这个长长的吧台，舒适地坐在那里边饮酒边发号施令。
不过斯图尔特也感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上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银行规定，星期六上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