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汇丰应英国政府之邀，跑到海参崴开设起分行来。汇丰设立分行的一般原则是，在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城市，先设立经理处，待证明有利可图时，再升格为分行，进行重点经营。正如汇丰银行董事会所指出的：“凡是与中国贸易没有直接联系或者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性的地方，不管前景多么好，也不宜把银行的业务伸展到那里去。”
汇丰的董事会认为：“将汇丰的利益伸展到与中国贸易无关的地方去总是轻率之举。”但是，海参崴分行的设立，却丝毫不是遵从这条原则的。海参崴分行的主要任务，是对在这里登陆的几千英国军队支饷，提供每月约几百万卢布的现款。
相比于汇丰其他分行，海参崴分行的业务稀松平常。除了可以对大豆贸易融资外，倒手一笔巨额黄金尚算一段有趣的插曲。关于这个故事，柯立斯在《汇丰--香港上海银行》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过程大致如下：
1919年2月，拥有众多金条的高尔察克决定卖掉其中的一部分，以支付其军队的开支。因此，他与汇丰银行商定，将一定数量的金条运往香港，售得价款后汇回。3月2日，运送金条的火车安全抵达海参崴。在英国政府的批准下，汇丰将其运到香港出售。
8个月后，高尔察克在苏联红军追击下，乘坐装载黄金的列车败走鄂木次克。在路途中，与捷克军团发生冲突，并遭到扣押。捷克军团随后以交出高尔察克与大批黄金为筹码，向苏联红军换取安全东归。不过，最后捷克军团只是将高尔察克交出，价值几千万英镑的金条则被带到海参崴秘密地卖给了汇丰银行。
这批金条由海参崴分行经理经手，通过时任汇丰上海分行经理、后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的史蒂芬设法出手，最后将金条运往上海，售到了印度。
白俄遭到失败，西方的干涉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以苏联红军的胜利告终。以政治考量为前提而不是以业务发展为目的开设的海参崴分行，此后的日子并不好过。1925年，因违反印花税有关规章，海参崴分行遭到当地政府指控，最后于当年10月黯然离开。
10 北洋时期三大著名“金融街”
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将目光从汇丰银行的身上移开，扫视一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金融业的其他侧面。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初20多年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金融“三足鼎立”中“一足”的更换，即金融舞台上原有的三股势力--外国银行、钱庄和票号，换成了三个新的主角--中国新式银行、外国银行和钱庄。
曾经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由于其业务重心由商业汇兑向政府公款汇兑转移，当辛亥革命爆发，政府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无法承做，同时贷款不能收回，存款又被逼退，造成巨大亏损和赔累，致使票号发生集中性倒闭或清理停业，整个行业被淘汰出局。
钱庄则在清末一次次金融风潮的侵袭下生存下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复兴，渐成新气象。
中国现代银行也在这期间蓬勃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市场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空隙，得以比较自由地呼吸和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工商业迅猛发展，大批“海归”金融人才开始挑起大梁。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能为现代金融业服务的新式人才成长起来。著名的“南三行”【浙???兴业银行，1907年成立；浙江实业银行，1910年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和“北四行”【盐业银行，1915年成立；金城银行，1917年成立；中南银行，1921年成立；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是华商银行中的佼佼者。一项研究显示，1925年上海新的三种金融势力--中国新式银行、外国银行和钱庄所拥有的资金比例分别为：40.8%，36.7%和22.5%。
另一项统计显示，在1912年至1927年，中国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亿多元，其中尤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设立最多。1928年11月，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更为中国金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北京等一些城市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已经颇具规模，上海、天津和北京的“金融街”，到今天也都是让人们怀念和记忆得起来的一个时代的标记。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存在，是一些现代上海人最喜欢想象的场景。在那个特殊的畸形时代，其突出地位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到了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也占到了全国50%以上；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1933年时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作为金融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80%的份额，而且是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所在地。金融业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