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与清政府建立借贷关系。不过，在杰克逊及汇丰上海分行经理嘉谟伦【Ewen Cameron】的积极努力下，汇丰最终赢得了500万两的贷款项目。汇丰银行承揽的西征借款，实际上银行本身并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而只是债券的承销人。当汇丰从清政府手上承揽到借款后，随即到市场上进行公开配售。
1878年，左宗棠在进行第五次借款时，试图通过胡雪岩向华商议借银款300万两。当华商凑资到175万两时，汇丰银行自请以同等数目的银款“附入华款出借”，合成350万两。汇丰最终如愿以偿，左宗棠则一解燃眉之急。1881年，左宗棠再次向汇丰借款400万两白银，是为第六次西征借款。
汇丰银行承揽的三次西征借款，每一笔都有几个不同的利息，即清政府所付利息、经手人所报利息、银行贷出的利息和银行在市场上发行的利息。如在第四次借款中，汇丰所要求的利息是年息十厘【10%】；左宗棠向中央朝廷呈报时，将年息改为月息，因此年息变成了十二厘【12%】；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折合年息成了十五厘【15%】；当债券在市场上公开发行时，汇丰所付利息只是年息八厘【8%】，且还是九八折。从清政府实际支付的利息，到汇丰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如此之大，汇丰银行以及胡雪岩等所获取的好处显而易见。此外，汇价上的巨额利润，也使汇丰斩获不少。难怪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说，汇丰银行的贷款“油水很大”。
对汇丰银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杰克逊让清政府在贷款方面越来越离不开汇丰的参与。由于大借外债，清政府每年需以巨额款项偿付外债本息，并不得不以国家的关税为担保。汇丰把贷款一笔笔地借给处于日益困难和危机中的清政府，清政府则日益加深着对汇丰银行的依赖。
两年以后的1883年，中法战争既起，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只好又大借外债以应急需。1884年，两广总督为了应对法国军队从越南发出的威胁，先后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笔：前两笔每笔总值100万两白银，用以筹建海防；第三笔为112.5万两白银，全部由汇丰银行先以其公积金垫款承购，准备在债券涨价时再按溢价售出。次年，法国对清政府的军事活动扩大到福建、台湾等地，闽浙总督再向汇丰借款100万英镑。这些借款虽然大部分由地方官员筹借，但必须经清政府批准，并以关税作担保。
据历史学家对1874～1890年清政府外债的统计，26笔外债4136万两白银中，汇丰就贷了2897万两，超过了总额的七成。
然而，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汇丰向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以上贷款又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4 与洋行之王关系的改善
与清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是杰克逊所致力强调的。但是要想雄踞中国，还须与最有实力的怡和洋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怡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处理好与怡和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汇丰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当杰克逊出任汇丰大班后，迅速拉近了与怡和洋行之间的距离。
事实上，就在杰克逊设法改善与怡和的关系时，客观形势的转变让怡和也同样感到有与汇丰合作的必要。
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贸易结算的外汇业务，在19世纪60年代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来华贸易多年的怡和、宝顺和旗昌等几家大洋行的手中。因为当时中外贸易周转时间长，贸易资金流转迟缓，必须具备数额巨大的垫支资本。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交通运输革命引起中西贸易方式重大变革。新的贸易方法使得外资银行以前并不着重办理的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日益成为头等重要业务。而当银行全力开展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后，对那些资金并不充裕的小洋行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们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便能经营超过自有资金数十倍以上的外贸业务。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向有能力垫付巨额资金的大洋行霸占外汇市场的地位。大洋行和外资银行之间争夺外汇业务的竞争日益剧烈。竞争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迫使怡和不得不认真思考。而这时，汇丰的业务正蒸蒸日上。在权衡得失之后，怡和也终于改变了态度。
此时执掌怡和大权的是1855年来到中国的威廉·凯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