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弈的度
和固定在局部区域上空的二氧化硫不一样，二氧化碳是一种能够在全球大气层中到处飘移的气体，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全球合作历来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以后，中国如何更好地在国际博弈中采取一个合适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的策略应该和减碳的策略一样，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既要接受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现实的国情，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也不能够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国际博弈中，中国应该坚持“不抛弃，不激进”的原则。
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在202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但实际上，中国在2020年如果达到峰值，那么将会严重约束和制约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中国大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要求，甚至会影响到目前还有众多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的发展权和生存权。
但是也没必要像国内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样要到2050年才达到峰值，因为这样就可能降低中国投入减碳的力度和紧迫感，对中国长远的发展不利。
通过核实，2035年中国已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到2035年正好达到峰值。这比国际上给中国的压力延后了15年，为中国在国际博弈中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在低碳博弈的国际谈判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从工业革命以后的人均消费累积历史量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因为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累积量美国占36%，是世界上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而人口是美国4倍的中国却只占9%，相比之下，中国历史累积人均排放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16。用历史累积的指标和发达国家的水平进行对比，来帮助中国获得发言权，这也是一种道义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人均累计消费排放量这个概念。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气候变暖趋势加剧的根本原因最终是消费而不是生产。采用最终消费排放概念，既能够避免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谁获益的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重复计算问题，因为最终双方的收益均在自身福利中体现，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动态视角，能够考察投资最终进入消费的动态影响。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开展了一项题为“走向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的研究。在核算了1950～2005年的世界各国累积消费碳排放量后，课题组发现中国累积国内实际碳排放占世界累积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虽高达10.19%，但是中国累积消费碳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碳排放总量的6.84%。这意味着约有1\/3的国内实际排放是为他国居民生产消费品所致，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的累积消费碳排放要远大于其国内实际排放。
中国要根据这个原则，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进而将“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同时，在该原则下，落后国家当前应获得足够的碳消费权利，以满足其提高自身福利和发展的需求，而不必付出额外的成本。发达国家则应为其过多的累积消费排放负责，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第二，中国必须要联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三大利益集团。欧洲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而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那么中国就应该和南非、印度、巴西组成一个核心的结盟，有了同盟军，在国际博弈中就不会陷入孤立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既要紧密联合“基础四国”，也要处理好与七十七国集团的关系。七十七国集团在国际上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尽管它是以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但是由于它人多力量大，在目前国际博弈中，都拥有机会均等的一票。同时要加强与岛国、热带雨林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沟通，它们对气候变化有着天生的敏感性，甚至不排除适当地拿出部分资金来帮助它们应对海水上涨造成的危害，这样可以帮助中国在国际上制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第三，还需要和美国、欧洲这些主要发达国家进行理性的沟通。
一定要把中国的发展权、生存权、贫富差距、工业化、城市化这些客观沉重的事实摆在桌面上，从而得到它们更多的理解。
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中国确实需要在减碳方面有更大的举动，在技术进步、产业调整、淘汰落后产品、压缩高耗能产业上，要做出让西方国家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动作，也就是说要有可观察、可检测、可报告的具体情况。让国际社会明白，随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