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产业进行试点。
在试点的城市或地区可以采用比较接近低碳的政策。因为作为个体，而不是个整体，即使部分区域完全实行严格的低碳政策也不会对中国整体的发展形势造成巨大的挑战和障碍。这如同当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知道在全国一下子实现大幅度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冲击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他就选择了5个经济特区来进行改革试点。
事实也证明，小平同志的这个试点战略是成功的，由点到面，逐渐推进，最终形成了中国以一个整体接受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当时深圳的一些做法在内地看来是非常激进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但是由于深圳的面积非常小，这种小范围的试验并没有影响到内地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采取双轨制这种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才使得改革开放慢慢渗透到了内地。
同样，在建立中国减碳经济、减碳社会的过程中，也应该出现一部分城市实行大幅度减排的试点工程，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实行低碳社会的建设。
其实，中国已经在进行低碳的建设，应该说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虽然中国提出的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口号，但是这和减碳、低碳理念是一致的。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批准在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实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城市建设。
既然选择了两个地方作为试点，首先就要做一些尝试性、创造性的动作出来。为此，第一就必须要突出重点，中国于2009年一年内批复了13个省市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加上2008年以前的各种不同的试验区，那么中国基本有20多个比较有名的试验区，推出之后，所谓的重点就变成了非重点。同样，目前中国大面积推进这种试验改革配套区，也削弱了各个地区的独特性。
在气候变化历史大环境下，在全世界都在积极推进低碳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也必须考虑到选择重点发展低碳，既然已经在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试验区，那么在各种试验区之中，就要把重点放在这两个试验区上面。
既然是试点，那么就要尝试在试验区内对企业和行业，实行碳配额分配制度，从而在金融中形成一个碳交易市场。中国碳交易市场之所以到现在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没有配额制，是自愿式的减排市场，所以就没有这种配额交易的存在。目前世界上，配额交易中以欧洲最大，因为欧洲对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实行明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配额制，这形成了欧洲碳交易市场的巨大基础。
那么对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这两个城市群就有必要进行这种试点。在试验区内实行一个总量控制，设立一个基数。比如以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数，在这个基数上对行业和企业实行明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如果超标，就必须在这个区域内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形成一个小范围的二氧化碳区域交易市场，从而利用市场、法律、交易等各种工具达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这一点其实和欧洲现在的模式一样。
既然试点，就要在试点区域里面，对建筑、交通、工业这几个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业，必须要按照中国最严格的标准来实施。
试点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巨大的代价，尤其是资金上的代价，在这点上，中国政府如果是想真正应对气候变化的话，就应该拿出一些真金白银来帮助试点地区大胆试验。中国政府必须要加大对“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鼓励其大胆进行改革。
如果试点不成功，还可以对国际上有个交代。可以这样来解读：中国已经按照你们的游戏规则来对二氧化碳总量配制限额进行试点了，但试点的结果并不理想，反而严重影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也将成为中国在参加国际气候博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
当年深圳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承受巨大压力的，但最后逐渐形成了巨大的感染力和推动力，也帮助中国的经济从长期的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中来，转向了外向型经济。同理，在减碳、低碳经济这个国际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也需要这样做，并且试点可以来得更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