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生产集中度的基础上，着力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等大容量、高效率、低污染的煤炭直接燃烧技术，中远期要把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作为战略选择。
同时要推进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风电应制定实施进入大电的技术标准和容量配额标准，太阳能光伏发电应集中突破电池组件技术及大规模储能和输电技术，生物质能应重点发展沼气综合循环利用和生物燃料技术。要加快研发和应用先进核能技术，应在继续做好AP1000三代核电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同时，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型，推进以提高核电站安全性、经济性、核废物最少化为主要目标的第四代核技术自主研发。
第三，加强财政补贴，拓展融资渠道。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2009年占中国能源使用量的9.9%，中国计划在2020年提升至15%，要想可再生能源提升到更高的比重，就需要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实行一定的财政补贴政策。
因为目前风电、太阳能发电的价格比以煤炭为主的火电的价格高很多，要想大力推广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就必须使二者之间的价格差距缩小，才有可推广的市场空间。
所以短期内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扶持可再生能源，随着它们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就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它们发电的成本，也才有可能对火电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价格比较优势，便于它们被市场所接受从而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推广可再生能源一方面需要采取财政补贴，降低与火电之间的价格差距，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煤炭为主的火电发展企业征收环境税，从而抬升煤炭发电的成本。从两个方面共同拉近可再生能源电与火电之间的价格差距，便于最终市场空间的形成。
斯特恩早就提出全世界需要拿出1%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投入，来避免未来5%～1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如果按照这个公式，以中国2009年33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来计算的话，每年中国要拿出3 300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到减碳经济中来。3 300亿元对中国来说应该不算很大的数目，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资金渠道来实现。
第一种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国的财政收入2009年已经达到了7万亿元，从中拿出1 000多亿元的资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对减碳列出足够的财政开支计划。
第二种资金来自于企业和社会。许多企业为了达到环保的要求，需要对自己的产业技术进行改造，因此企业需要投入资金，这是减碳行动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第三种资金来自于社会，比如捐献的资金、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来的资金，但是这一部分资金是不可能成为主角的。
要发展低碳，就必须让低碳产业可以赚钱。这些年这么多中国企业之所以愿意投资到房地产领域，还不是因为房地产业可以赚大钱。如果能够在低碳产业中赚钱，而且是赚大钱，那么低碳产业的发展必然会蓬勃起来。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掏出真金白银。
欧盟、美国的新能源低碳项目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地运行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它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建一个太阳能电站，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补贴，以保证企业有较好的回报。建设太阳能电站在德国年投资回报率接近10%，东欧的一些国家年投资回报率能达到15%左右，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带动了很多机构去建设太阳能电站。所以只有政府的政策，包括政府的补贴，能够真正明确了之后，才能够带动低碳经济发展。
总体来说，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有一个建设减碳经济的资金账目来源，例如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要有明确的资金来源。
第四，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实行升值。
之所以中国发展低碳或者减碳经济这么难，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出口经济，出口经济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驾马车，而出口经济之中很多是家庭贸易，换句话说就是有很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碳转移、碳排放的产业。截至2010年初，估计中国每年有1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于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耗能产业。
中国要想逐渐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中国的出口经济更多地表现在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