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6年，李鹏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1年，朱镕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还是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而到2010年，温家宝还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显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口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喊了很多年。虽然如此重视，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系列残酷的数字却是：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以上。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是无奈地承认，“十一五”计划前四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要完成“十一五”计划期间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2010年第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六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了3.2%，大大增加了后三个季度的工作压力。这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和挑战是何等巨大。
这样低效率的巨额能耗，是推动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导致了中国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被众多国家施以巨大的压力。
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6.8%，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8.6%，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率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跟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可谓是倒退到历史峰值。为此，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通过“要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段话等于承认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这么多年几乎是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还有南辕北辙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既有包含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更有中国体制性的原因。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上，深化改革、转变观念、创新技术是目前的共识，但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集中在中国的体制上。
比如目前的体制下，部分地方政府会将政绩做给中央看，“面子”工程往往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直接导致了部分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投资而拉动经济的短期行为，唯国内生产总值至上的政绩观更是比比皆是，也很容易让部分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没有多少动力去增加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从而拉动消费改善经济结构。
目前，从全国的角度讲，中国必须要压缩一些污染比较严重、产量落后，规模并不大一些产业，比如小钢厂、小煤窑。但事实上，中国的产业集中度一直不高，那是因为这些小钢厂、小煤窑对全国不利，但对地方政府有利，一旦把这种小钢厂、小煤窑关闭的话，对全国而言不会有大的影响，但地方政府就会考虑到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和中央政府玩捉迷藏，从而使得中国对这些落后产品，淘汰多年不但没将其淘汰下来，反而越淘越大。
可以说，中国政府是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2010年的“两会”上，温家宝认为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当发展经济方式的体制性改革改到政府自己头上，需要政府弱化资源配置权，放弃更多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权力的时候，来源于政府内部中有形或者无形的巨大阻力就会油然而生，直接站出来顽强地阻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
此刻的中国，由于体制性的原因，导致制衡、约束政府的外力不够强，进而迫使中国政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所以不进行体制性的根本改革，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调整经济结构，几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单纯喊口号是永远实现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如果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也许又一个几十年过去了，依旧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还停留在原地。只是到那个时刻，既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更是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的改革开放前30年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众多人都是穷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他们绝对会支持、欢迎改革开放，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能够一帆风顺，很快速地在全国推展。但是现在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挑战必然就来了，因为中国现在各种利益集团就像山头一样占据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会支持，对他们没利的事情他们不会支持，甚至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