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能够有快速爆炸式地发展。与互联截然不同，“低碳”有着强大的对手“高碳”，要想把高碳消灭掉难度非同小可。因为高碳产业的历史渊源和经济结构、就业、科技发展水平、能源结构等都是紧密联合起来的，对“高碳”产业的触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0年4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企业计划2010年增加投资额。在制造业投资热点中，备受关注的钢铁行业依然榜上有名。报告显示，钢铁行业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
来自中国的一组数据更是显示，2010年1～2月，钢铁行业投资总额累计达到235.76亿元，同比上涨28.3%，相比2009年投资增速0.7%，这说明钢铁企业的投资意愿已明显增强。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钢铁行业过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国家曾多次下达抑制过剩的调控政策，但是依然无法浇灭钢铁行业的高投资欲望。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碳行业。这其中的支撑因素到底是什么呢？这背后主要是一种高碳的“锁定效应”在作怪，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对高碳有着一种非常强的路径依赖。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初始路径和规则的选择具有依赖性，一旦作出选择，就很难改弦易辙，以致在演进过程中进入一种类似于“锁定”的状态，这种现象简称“锁定效应”。
高碳的“锁定效应”，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里建成的生产设施具有资本密集度高、排放强度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一旦装备了低效率、高排放的技术，其高排放的特性将在很长时间内被锁定，否则将导致巨大的重置成本。
有研究指出，工业经济处在碳锁定的状态，尤其是锁定在碳密集的化石燃料能源系统，这是由技术和制度共同演进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所引起的。
碳锁定是一种产生于工业国家历史发展路径的状态，这种状态也称为“技术—制度复合体”，它是由技术系统与管理其扩散和应用的公共与私营机构组成的。技术和制度相互联系、互相依存地存在于系统之中，一旦稳定的技术制度系统得以形成，就会要求保持稳定并抵制变化的发生。因此，受益于长期递增报酬的以碳为基础的能源系统可能会产生“锁定效应”，妨碍低碳、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创新。同时，受益于现有制度的参与者将试图维持该种制度，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现存技术系统的锁定。目前工业化国家以碳为基础的能源和运输系统形成了锁定的“技术—制度复合体”，这也是碳锁定。
在中国工业能耗中，最主要的能耗来自于高耗能工业如：黑色冶金、有色冶金、非金属建材、化学原料等原料工业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2005年，这些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费量达到了12.6亿吨标准煤，约占工业能源消耗量15.9亿吨标准煤的79%，但是高耗能工业实现的增加值仅占工业增加值的44%，高耗能工业每万元增加值能耗分别为：能源工业2.36吨标准煤，黑色冶金工业5.39吨标准煤，有色冶金工业3.31吨标准煤，建材工业5.99吨标准煤，化学能源工业4.81吨标准煤。
换句话说，这些高耗能工业单位增加值的能耗高于整个工业的单位增加值的能耗。但是中国这种高能耗工业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种巨大的投资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单纯将这些巨大的投资报废，其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尽管钢铁行业是高碳行业，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后的2010年1～2月，投资继续加大。
资金和技术的“锁定效应”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当前一些制造业高速扩张，多数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些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等资金技术一旦投入，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至50年以上，生命周期内不会轻易废弃。比如，据估算，中国2006～2030年间需要在能源部门累计投资3.7万亿美元，其中的74％用于电力投资，且很大比重属于火力发电投资。
而且，“碳锁定”会阻碍发展低碳经济所需要的新技术研发及其普及。新技术对于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没有新技术的支撑低碳经济难以实现。事实上，如果能尽早研发新技术并配合以相应的措施，那么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成本将大幅下降。比如将二氧化碳稳定在500ppm浓度，相比正常情况下的技术变化率，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可有效地降低所花费的成本。
然而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技术似乎已被证明是一种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迅速工业化的大量能源需求。这种采用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技术会产生积极反馈循环，从而形成对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技术的持续再投资。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资本的不断增加，能源需求大幅上升且已出现了能源紧缺危机。能源得不到可靠保障会阻碍投资和工业化进程，因此我们也面临着原有的工业化政策带来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