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出口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劳动密集型、二氧化碳高排量的产业，这也注定了中国要承受污染排放的沉重负担。
除此以外，在出口贸易上，中国还将承担二氧化碳排放的新压力，即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关税的问题，此举直接对准中国当前的出口型经济。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必定会引起中国对碳关税的强烈反对，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对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畏惧和排斥。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征收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所谓碳关税指的是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因拒绝减排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尽管这一法案暂时还没有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但该法案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在国际社会展开了关于美国此举到底是为了环境保护还是为了贸易保护的宗旨争论。
碳关税由西方国家提出来，其目的从辩证的角度看，一方面有利于世界环境的保护，对人类应付气候变化的挑战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利用自身产业结构的特点，将碳关税作为一种武器，来打压产业结构中技术含量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进一步保护和稳固自身的发展优势。
具体地说，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碳排放量远远低于工业产业的排放量，并且发达国家还拥有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优势，所以发达国家给碳关税披上一件环境保护的美丽外套，从而掩盖它的真实目的，即通过碳关税确保自身优势，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与此同时，中国由于产业结构的问题，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赚的都是血汗钱，其中原因与中国的劳动力水平、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是密不可分的。这种产业结构的现状，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相反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碳排放量还会持续高升，继续承担西方国家碳转移的后果，继续背负黑锅痛苦前行，而这一切短期内也不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能够改变的。
暴发户的消费观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穷了几千年了，很少有富裕起来的时期。尽管在184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世界总量的30%，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绝大部分时间内，绝大部分人都在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后，确实有一批人开始富裕起来了，这一批人的财富，相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千年，几乎有着天壤之别。
尽管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大，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有13亿人口，所以即使中国只有10%的人富起来，也有1.3亿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总量。
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起来的这批人的价值理念不像美国的富豪，如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愿意设立慈善机构，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这是因为美国有钱人的道德水准达到了一定水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的财富价值观也与中国人不同。中国的富翁穷了这么多年，穷怕了，突然有钱了，有了很多钱，他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要享受，要奢侈地享受。
中国富裕阶层在众多世界级大都市里巨大的消费力来源于中国富裕阶层爱面子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买豪华汽车和豪华别墅是富人的面子消费。对他们而言，很难找到知识、品德、社会责任或者其他给自己提升价值，只能通过这些奢侈品展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用钱来包装人生价值的做法，导致大量豪华汽车蜂拥而至，豪华别墅遍地开花。
正因为如此，中国先富起来的民众表现出了极强的消费力。2010年春节期间，正处于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法、英、美等发达国家，感受到了一股来自东方的暖流。无数有钱的中国人，来到巴黎、伦敦、纽约疯狂购买奢侈品。
在富起来的这批人中，除了靠勤劳合法致富的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寻租、靠各种投机手段、靠中国庞大的市场、靠运气快速致富的人。这一部分暴发户往往表现为缺乏知识涵养和文化底蕴，没有崇高的价值观。他们富裕起来以后，没有表现出高尚的精神追求，却选择了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导致整个社会拜金主义思想盛行。中国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对汽车和豪华别墅的追求上。
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突破1 360万辆，超越美国的1 040万辆，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尽管汽车销售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因全球经济衰退而放慢，在中国却有48%的超速增长。
中国在全球高档汽车市场的表现更加突出。如今中国各大城市的马路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世界级品牌的汽车，中国已经成为保时捷、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