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也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串联。串联之后的结果是美国宣布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比2005年减排17%，日本提出了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加拿大提出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俄罗斯声称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
这些口号的提出，背后都是有玄机的。例如美国提出的17%，是以2005年为基数的，如果以1990年为基数，它的减排目标只有4%。而如果中国保持8%～1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到2020年还会增加1倍多。为了避免这些刺激眼球的数据，中国采用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表述方式，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密度的减排。这些玄机都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冲突和博弈埋下了伏笔。
单轨与双轨之战
在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中，2009年12月7日，193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聚集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现代化的贝拉中心，召开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
在开幕式上，大会主办方和承办方可谓煞费苦心，先是播放了一部长达4分钟的短片《请拯救地球》。在片中，一个小女孩梦魇中的惊天洪水，在6岁小男孩尼·莱身上变成了现实。大洪水淹没了他的家园，家人各自冲散。数星期后，尼·莱终于和姐姐、妹妹还有奶奶团聚了，却永远失去了父母和弟弟的消息。
紧接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开始用严厉的语言向全体列席的代表发出警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没有机会了。而承办方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也敦促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的19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主动缩减彼此间在减排额度以及气候援助方面的分歧，准备好“大干一番”，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
德布尔说，他希望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能够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是一份立即行动的协议；第二层是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和行动，以及资金支持等；第三层是关于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要是围绕着四个方面来展开的：第一，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额是多少，到2050年它们具体减多少；第二，中国、印度这些主要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要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第三，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第四，如何管理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支援的这笔资金，即涉及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使用的可测量、可报告、可监测的透明化原则。
这四个目标看似简单，实则牵涉面很广，其中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193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仅仅就如何筹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资金，以及如何分配，就让诸国头痛不已。
然而这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大的分歧不在这里，最大的分歧是伞形国家与基础四国的分歧，其中关键是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其焦点就是单轨和双轨的博弈。
面对气候变暖的问题，伞形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一定要把中国、印度等这些新兴经济体拉到一起来承担减排目标。它们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等这些新兴经济体不列入总量减排范围，那么西方国家减排更多乃至零排放，也抵不上这些发展中国家来势汹汹的高排放势头。
这些观点直接针对中国，因为中国这30年来碳排放量是“刷刷”地往上走，从20多亿吨，一下子到了70亿吨，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碳排放国，而且这种增长趋势短期内完全没有减缓的迹象，所以美国提出，要把共同而有区分的责任原则改成大家都应有的共同的责任，少谈区别。伞形国家的基本出发点是希望把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国家纳入到总量减排，变双轨制为单轨制。
所谓的双轨制，即对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采取了总量控制的方式，而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采取的是不限制、不定任务、不约束的机制。双轨制，共同而有区分的责任是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签订气候公约的基础框架，是发展中国家签署《京都议定书》坚持的基本原则，美国为代表的伞形国家提出要将这个框架废除，面临的压力必然很大。这构成了这次大会最大的分歧，如同是一条鸿沟，很难填平，也最终为这次峰会埋下了失败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