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一个误解。首先我想说单一世界货币不仅能产生经济利益，还能产生文化收益。我上面所说的收益都是可以量化的，而以下这些不可被量化。首先，从政治哲学层面上说，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将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使之不会因货币的浮动而丧失。这是人权的一种。其次，这将加深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理解。在中国，人们如果说“一加仑汽油需要多少美元”，这听起来让人费解；如果中美两国都用同一种货币，说“一升汽油需要多少世界货币单位”，那么我就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汽油价格比美国贵”——这样，相互理解无疑会加深。再次，这将使得人们的跨国旅行更为方便。比如，统一时区、统一计量单位使得跨国旅行更为方便。现在，不仅换汇会损失钱，银行卡还会为使用本币的消费克扣一笔，这两个叠加在一起，极大地抑制了国外消费。如果以后跨国旅行不用换钱了，也没有银行卡的克扣问题，当然会鼓励人们出国旅行，而这将更加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记者：单一世界货币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博纳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一个浪费——当然，在现在的货币制度下，这是保护中国金融体系的必要行为。在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将降为零，这将释放巨大的流动性。
中国现在更加强大，也更加负责。如果中国推进和领导单一世界货币的进程，将得到很大的声誉，也将在未来的货币体系中占得先机。
记者：蒙代尔也呼吁单一世界货币，现在也主张“亚元”。您与蒙代尔有何不同？
博纳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呼吁建立欧元区，是个先见者；而我是在欧元成功之后开始呼吁世界货币，可以说我是根据事实建立我的想法。关于“亚元”，我想这是有益的，不过最终还是要向世界货币过渡。
单一世界货币的挑战
记者：对本国货币的崇拜是文化心理方面向单一世界货币过渡的一大障碍。
博纳斯：这种崇拜实际上非常肤浅。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最想要他们口袋里的货币稳定。在人们的期待下，货币联盟往往会早于人们预期出现。我的朋友、《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世界货币是个好主意，但不会早于2025年。而我认为，现实会比他预想的更快。
记者：一般认为，欧元区的成功在于欧洲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状况、货币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社会习俗这些文化心理都是相似的。那么，如何将这一特殊的货币联盟推广到整个世界？考虑到有那么多发展水平不一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千差万别。
博纳斯：这是另一个误解。事实上，对于你所说的这些国家，由于本币的高度不稳定和通货膨胀风险，维持货币稳定成了当地居民在经济上的最大意愿之一。为此，他们青睐本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甚至不惜付出巨额成本将钱转移到国外，以避免本币浮动带来的风险和通货膨胀威胁。其次，这些国家的货币购买力普遍低下。你如果拿着人民币去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或者多数非洲国家，你会发现人民币能购买到比在中国更多的商品。
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萨尔瓦多已经在用美元。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记者：更极端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国家还处在恶性通货膨胀或者战乱中。如何想象它们能够成功地过渡到世界单一货币？
博纳斯：这根本不是障碍，恰恰是单一货币的好处。试想，在索马里或者津巴布韦，有一天有人向当地老百姓宣布：你们改用欧元或者人民币了。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有无数个这样的小国，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保障本国居民的财产权——在一些国家，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居民拿到工资就得花掉或换成美元、欧元。如果建立统一世界货币，我想最高兴的绝不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更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在金融动荡国家生活的普通居民。
所以，重要的是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稳定的货币价值，而不管政府和经济学家怎么说。
记者：您提到政府，其实政治也是阻碍货币联盟的障碍。
博纳斯：我同意，虽然老百姓不管政治权力，他们只管口袋里的钱是否远离风险。不过，政治家和政府确实会反对。美国政府现在一定是反对的。不过，奥巴马当选之后，情况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还是想想欧洲成功的例子。在欧洲，法德曾经都在乎本国历史悠久的货币，而且两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不过它们克服了困难，联手推动了欧元。现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德国人欢迎欧元。欧洲领导人由于见证了欧元的成功，开始在国际场合呼吁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当然，当时的意大利人很反对欧元，因为他们往往通过操纵里拉贬值来获利。现在美国可能也会和当年的意大利一样。不过，他们会很现实，会被世界货币的好处吸引。
记者：美国的态度很重要。美国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