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需要复制当年朱镕基的做法。我将其称为“朱镕基第二”的财政政策。
记者：中国国内也有人这样说。从这两次财政政策出台的时机来看，可否做一个比较？现在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否在一个更好的条件下实行？
麦金农：现在的情况和当年朱镕基推行政策的时候相比，应该说时机更好了，条件好了很多。第一，虽说4万亿比当年的1万亿多了3倍，但是现在GDP更多了，而且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更高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要比10年前多很多。因此，现在拿出4万亿其实比当年拿出1万亿还要容易很多。第二，中国的金融机构比10年前更健康了。1997年，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据估计在40%甚至更高，而2007年只有6%。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坏账在大幅度减少。第三，中国的国有企业状况更好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年前的时候国有企业还是整体亏损的，亏损额甚至占到了GDP的0.5%以上，当时在财政扩张的同时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现在这一块是盈利的，2007年占GDP的4.3%。
以上讲的都是国内方面。从国际方面，情况也比10年前更有利于中国实行扩张政策。10年前中国还缺乏海外扩张的机会，而这种扩张机会已经突显出来。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根据标准的贸易方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等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如果两个国家要进行贸易调整，必须是一方吸收能力增加而另外一方收缩。现在美方的收缩正在发生，因为房价大幅下挫，而中国这边则有意扩张——中国现在企业信心很低落，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也应该进行扩张。除了利益以外，扩张也是中国的责任。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而中国是全球化很有力的成员，我们需要通过财政刺激来发挥中国的作用。
记者：扩张性财政政策依托良好的金融条件。怎样评价中国自1994年金融改革以来走过的历程？您将这一举措描述为“转折点”。
麦金农：现在中国的金融条件能够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这与十几年前完全不同。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992年，那时候大家都很悲观。因为国有企业在亏损，政府向亏损的金融企业贷款，最后形成不良资产。中央一级的税收情况很差。那时候，很多美国的观察家都不相信中国能够持续发展。
1994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决定金融和财政改革。在贸易政策方面，实现了项目的可兑换，在进口和出口方面也都更加灵活。在汇率方面，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来兑美元汇率稳定在8.27左右。此外，中国当时还进行了税制改革，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分税制则使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这些改革都为中国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可能。
财政扩张的前提
记者：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怎样配合？
麦金农：在实际情况方面，现在所有地方的利率都向零调整，所以货币政策其实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因为下调利率是趋势。4个月以前，中国还在担心通货膨胀。现在，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下降，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虽然同比上升，但是环比下降，这种情况和4个月前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采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同时在汇率方面保持兑美元的稳定。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中国在利率方面的操作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的方式实现货币政策。
记者：汇率方面呢？
麦金农：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经济效果显著，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甚微。因此，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复制1998年的做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我指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998年还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数字是8.27，而现在的汇率也相对稳定在6.8左右。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一个相对固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需要美国的配合——美国必须同意不要再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要再威胁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制裁。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找出一个办法，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记者：中美应该合作走出这次危机。
麦金农：是的。尽管中美两国都无法避免这次危机，但是两国都有相同的意愿：减轻全球性危机对自身的影响，并保住美元的强势。
记者：中美两国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