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当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否成功？
郑德龟：那是一场艰苦的谈判。我们谈了几乎所有关于早期解决方案的细节，耗时将近半年。这是因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全球统一的，比如资本市场开放等，然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并不完全适合当时韩国的情况。在谈判中，他们表现得好像对待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企业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谈判会如此艰苦漫长的原因，我个人也为此耗费了很多精神。
不过，总的来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是很有用的，它帮助了韩国应对金融危机。但是在某些环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对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产生了副作用。不过，过了几个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并部分予以改正。总的来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的资产部门和实体经济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错误。
记者：我们能从1997年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什么？
郑德龟：韩国大型的工商业企业联合体，以及官僚对于企业的控制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曾经使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受到世界的称赞。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资本的大量流入，以及亚洲本身缺乏管理风险的能力，使一次金融危机变成了可能。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的，就像一根倒下的筷子一样。一旦金融危机开始爆发，能做的只是降低伤害。
不过，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还是加强了合作。《清迈协议》机制就是从那之后开始运行的。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国内前期预警机制。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区域性的保障机制。就如同对火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启动的是国内的应对系统，争取最快将火势控制住，而如果火势蔓延，那就需要求助于区域性的机构。
记者：现在与1997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郑德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资本市场的问题。1997年泰国有自由的资本市场，因此资本的大进大出非常严重，但那时韩国还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现在韩国也有这样的问题了。1997年韩国金融业的主要问题是银行偿债能力，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资本市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