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生存环境异常恶劣。虽然有个状元头衔，但张謇根本没有可能从政府那里弄来一分钱，这和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张謇颇具现代企业家的进取思想，他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 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事情还是困难重重，很多人惊讶地问张謇，啥是工厂啊？啥是股份啊？就这样，工厂在磕磕绊绊的历程中活活准备了将近五年，一直到1899年，这家纱厂才正式开工。
不过，在聪明的张謇的率领下，这家纱厂获利颇丰，而且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试图像日本那些财阀一样，掌控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纱厂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由于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毫无疑问，这种复杂、庞大的经营模式颇像日本崛起的那些财阀。即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种模式的生命力也依然存在。
在张謇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抱以实业救国的梦想，走向商海。1897年，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成立，经营模式完全模仿汇丰银行，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的成立整整晚了将近30年。可见，时光流转，斗转星移，对深陷政治深渊的中国来说，实业救国的梦想无非是水中月镜中花，无论多么努力，等待他们的也是惨痛的失败命运。
沉默的家族领袖
接着说日本吧。在经历了国内改革、国外打架的历程之后，日本的各大财团凭借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步侵蚀能赚钱的各个产业。纺织、煤矿、海运、造纸、铁路、金融等都成为他们涉猎的目标。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像一个个巨大的挣钱机器，用自己的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两。
这是日本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型，不拘泥于一个产业，兼收并蓄。
如果我们拿日本的财团和美国垄断大佬们进行对比的话，这个特征就更加明显。无论是卡内基、杜克、摩根还是洛克菲勒，他们的出现都不是市场的偶然，而是凭借与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才得以富可敌国，形成垄断强权，也支撑着美国商业版图的扩大之路。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商业大亨跟日本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日本财团一点都不“专业”，他们努力鲸吞这个世界上所有能获取暴利的产业。如果单单用资本主义理论来解释的话，根本说不通。
更有趣的是，这种强悍的模式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因为贪多而嚼不烂，最后走向衰亡。反而，那些聪明的日本商人们完成了创业大计之后，引入全新的管理制度，让自己的商业帝国稳固发展下去。
三菱家族的掌门人岩崎弥之助在1893年将公司社长的职位传给了岩崎弥太郎的儿子岩崎久弥，自己则退居二线。
在卸任之前，岩崎弥之助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改革了公司。他根据企业涉及的不同行业，设立了独立的事业部体制，在事业部之内，财务、人事都有独立运营的权力。
这个制度后来影响深远，松下电器、索尼等公司都曾经照搬这个模式。而日本商界对岩崎弥之助也满怀敬意，他们认为，跟他的哥哥比起来，弥之助更加温和，更加鄙视官商勾结、唯利是图的恶习，而且弥之助善于听取下属意见，不像岩崎弥太郎一般自负和独裁。
1896年，岩崎弥之助结束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接受政府邀请，进入日本银行担任总裁。刚上任不久，弥之助就把每年的股票分红率从12%降到10%。1897年，日本政府内部正在论证金本位制度是否可行。当时的15名有决策权的人当中，只有6位赞成金本位。而岩崎弥之助却毅然决然地开始在银行内部推行这个新制度，推动了日本金融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岩崎弥之助离开之后的三菱公司。
当年，三菱财团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弥留之际曾经叮嘱自己的弟弟岩崎弥之助，盼望他努力奋斗，不至于让三菱的家业衰落，最后还补充一句：你可千万别做孙权啊。
岩崎弥之助深感肩头重担沉甸甸地压了下来。还好他勤奋努力，眼光长远，在掌控三菱的几年内让企业飞速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