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拒绝接受上级主教或某种教会等级制度的管辖。到18世纪末，浸信会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
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末，“第二次大觉醒”把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三个州的宗教狂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宗教的复兴之火呈燎原之势，罗切斯特以及纽约州北部和俄亥俄州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为“火区”。以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为代表的信仰复兴运动者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举行通宵达旦的祈祷会。在这些以情绪大爆发为特点的戏剧性场合里，主角是一些坐在“忧虑凳”上、顽固不化的“罪人”，村民在一旁敦促他们悔过自新。有罪者一旦悔悟，就会涕泪满面，跪地祈祷。传教士讲述希望与恐惧，把天堂的美景和地狱的烈火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众人。
19世纪20年代末，罗切斯特的激进新教徒要求禁止吸烟、跳舞、玩牌、打台球和演戏，抵制在星期天营业的商店。洛克菲勒说：“在小时候或刚开始做生意的那段日子，我认识的那些浸信会信徒服从个人道德和教会训导，不光在公共场所不跳舞，在任何其他地方也不跳舞，甚至认为跳舞是不光彩的……剧院被视为堕落的根源，虔诚的教徒必须远离。”洛克菲勒从小就建立起一种牢固的意识：基督徒必须是一名能够抵御世俗诱惑的战士，永不违背教徒的行为准则。
除了恪守严苛的教规，浸信教徒还要坚持平等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所有误入歧途的灵魂都能得到解救，并非只有一小部分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救赎。这种注重自我完善的精神对19世纪的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浸信会在是否允许奴隶主担任传教士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南方9个州的浸信会代表在1845年5月宣布自行组建南方浸信会大会。北方的浸信会教徒坚持认为，废除黑人奴隶制与反对教会等级制、提倡平民主义和清除社会罪恶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第二次大觉醒”无疑把个人对基督教的皈依与社会改革联系到了一起，加强了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可以尽情享用魔鬼酿造的朗姆酒，可是新兴的新教教派主张大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因而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促成全国性戒酒运动的兴起。
成长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的洛克菲勒，自然成了浸信教徒。不过，与同时代的很多浸信教徒不同，洛克菲勒入教之后，终生恪守浸信教，既不饮酒，更不吸烟，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强大的宗教信仰，成了洛克菲勒最重要的信心支柱，他终生不忘慈善，退休以后更是把主要精力、财力倾注到慈善、公益事业上，浸信教的影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