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常有的。曾国藩认为这样的礼仪应该取消，容许按照他们的礼仪行事。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又比如，有些国家请求中国派遣使者去考察，这本来是好事，中国可以出去了解外国，但是清政府害怕、不敢。曾国藩认为可以派遣人员出国。对这些事情，他认为应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而不要犹豫不决。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坚决拒绝，与之抗争。这也是信的表现。他认为：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诚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讲究恩、威，要以信为基础。失信包括违背条约、违背诺言、一些小事、甚至一颦一笑也可能失信。国家讲和之后，就要公平照拂，不让远人吃亏。
与“信”相应的是“平恕”。在曾国藩看来，信也好，平恕也好，都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就是“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就是“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要做到威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自立自强”，不屈折、不贪财。也就是说要加强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信与平恕上，曾国藩的态度是：小的方面讲信、讲平恕，大的方面要讲原则；不能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争论不休，而在大事上反而放松。
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遵守和约是曾国藩“信”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曾国藩认为：“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权利。”客观地说，遵守合约不仅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对外国人的要求。对中国人而言，坚持旧的条约，不再签订新的条约；对外国人来说，条约以外的要求不要提，提中国也不能答应。法国提出要在中国开设赌场，这是条约没有的；涂宗瀛先行出示禁止，并照会各国领事，申明条约内容，各个领事也同意涂的做法，禁止了法国人在中国开设赌场。对这件事，曾国藩给以高度评介，认为“此举先发制人，可谓经权互得。凡事皆能仿此，依定和约，接以诚信，而又旁询熟悉彼中情事者，每有争讼，则细究曲直之所在，必可批隙导竅，不致龃龉。”他因此而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事情，只要都是这样做，就一定会搞清楚曲直原因，就一定会批隙导竅，不致龃龉。
推诚为用讲究平等对待各国。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政治修明、经济发达、国力日强。同治元年，开始有日本官员乘坐商船达到上海，通过荷兰商人报关进口，之后经常来上海，中国开始同意他们售货完税，但不准他们在上海买货带回；接着允许他们在上海贸易居住，但还是不准他们驶入长江别口；后来又允许他们前来传习学术，但仍不允许验收其船照印信。对日本进入中国开展通商等事务，中国政府呈逐渐放开之势，但以拒绝为主。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出使臣明确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
对于日本的要求，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英翰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朝时，骚扰中国200年，现在乘中国隙间，来试探中国的态度，其想法不可以推测，如果容许他深入腹地，那么危害无穷。要求朝廷拒绝日本通商的请求。一种意见是朝廷的态度，朝廷认为日本坚请，难以拒绝，因此答应其通商请求。
1871年1月，曾国藩上奏《预筹日本修约片》，建议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准予通商，并且提出以泰西各国之“例”平等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不同，日本是邻国，而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臣属之国，因此日本要求“邻敌比肩”的礼仪，属于意中之事，应该答应。如果不答应，日本会产生怨恨，挑起衅端。“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他又建议这一点不要在条约中体现，尤不可在条约中著明恩渥利益与各国一体均沾。他这样思考，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国家产生疑隙而引发矛盾。
他认为，如果日本言辞安顺，请求通商，中国不答应，转而请其他国家出面，中国答应了，那么外国人就会怀疑中国的外交之道。“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这样做不是“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平等对待各国，对于弱国来讲是一种比较好的外交手段。自己本来弱小了，却还有分彼此，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容易引起不满，产生矛盾，吃亏的最后还是弱的一方。在与日本通商的问题上，曾国藩认为日本可以来中国通商，中国也可以去日本通商。“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并且认为中国也可以派遣官员往日本管理中国商人以及事务。这种思想，对于封闭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