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战的危害很多，不仅消灭敌人少，而且导致将士疲劳轻敌，容易上敌人的当。不乱战必须不轻易出击，看准再行动。“贼来则与之决战，无庸轻出进攻，庶致贼而不为贼所致。”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守。又一次，张云兰和太平军相持几个月，太平军常常来骚扰，张坚守不出。后来他看准机会，一鼓作气，将几个垒的太平军全部消灭或赶跑。太平军的失败在于乱战，而张的胜利在于谨守。曾国藩对于驻防也很讲究，他认为防的面积不要太宽，要精。他认为：“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求，亦所以蓄气。”地盘太宽不好守，那就选几个重要的地方重点守。为了更好地“蓄气”，湘军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扎营规则，从营地选择、城墙高度、壕沟深度、用木大小等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湘军每到一处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搦战。
培养团队精神之法
曾国藩既懂得如何用气，更重视培养气，使军队保持常新之气。在养气上，他的总的思想是“瀹去旧气”、“重生新气”。“瀹去旧气”不仅是针对旧式军队的积习，更是针对自己军队存在的问题，时刻警惕，时刻改进。
重视将领的养气作用。优秀、杰出的将领是一军的灵魂、核心，是胜利的标志。曾国藩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他在总结1844年秋冬作战的经验时，充分肯定了得将的重要性。那一阶段，湘军能够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主要原因是陆军有塔齐布、罗泽南，水师有杨载福、彭玉麟这样优秀将领。他们是士卒的榜样，沿江老百姓也很尊敬他们。他们是统帅的重要助手，曾国藩很多重要决策，都是由他们提出的。罗泽南智勇双全，打武汉、打田家镇、打江西，他立下汗马功劳。1858年8月，他上书曾国藩指出，“东南大局，尤在武昌。”“必俟武昌克复后，大军全驻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他自己亲率所部回师援救武昌，以取由上而下的建瓯之势，经罗泽兰等的力战，湖北局势好转，江西形势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罗泽南战死后，老湘营由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相继统领，他们发扬罗泽南的精神，成为湘军支柱。塔齐布是湘军的一员猛将，他所率领的湘军所向披靡。塔齐布死后，缺乏得力干将，所部作战力明显减弱。曾国藩按照才堪治民、不畏死、不急名利、耐辛苦等标准选拔将领，所选将领才干卓著、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成为军队的核心，振奋了军气。
重视教育是养气的基本手段。曾国藩开创了军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他认为：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余对两弟絮聒不休，亦犹对将领且责且戒，且泣且教也。
有些人对教育不习惯，甚至于反感，曾国藩就写信去劝说，要求他们坚持不动摇。有的将领看见其他将领带兵打仗去了，心里痒痒地，也想一试身手，曾国藩告诫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训导士兵，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常常对曾国荃说，要他和士兵讲解儒家经典，以此提高士气。通过教育，湘军知识水平提高，军队士气提高，战斗力也得到提高。
铲除傲惰是养气的基本要求。曾国藩非常重视铲除军队中不良习气，他说：“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治军必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坚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做到不自是，不骄傲。他认为李元度的失败，源自内心的“自是”；要求手下诸将克服傲惰之情，做到勤勉、诚实、虚心。有一段时间，曾国荃和彭玉麟不和，达到不相容的地步。彭玉麟很不客气地批评曾国荃，说他的不是。曾国藩写信给彭玉麟，批评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严厉攻击九弟，他又没有得罪你。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知道原因的。那就是曾国荃傲。他告诫曾国荃说：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写语苐交勉之。
一支军队久战沙场，骄气、傲气会自然产生，因此曾国藩常常反省，提醒追随者，克服这些不良习气的产生。要求为将者深察军队之气。他认为：
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
为了保证军队“沦去旧气”、“重生新气”，他一直坚持做到两大制度。一是强化经常性的训练。士兵训练经常化，每日操练两次，下雨天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