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方面。曾国藩一直认为督抚一级的官员，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两项：行政与吏治。在两者的关系上，得人是第一位的。“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拥有了治理地方的行政职责，因此开始较多地思考用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治理国家如此，治理地方也是如此，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以胡林翼治理湖北为例，湖北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胡林翼致力于吏治，“罗致贤才，多方培养”，以致“不数年间，吏治渐振，抚字催科，绰有条理”，“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
当时的安徽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地方“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很多州县没有人去负责，而这样的地方更需要优秀人才去治理。他认为“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为了治理这些地方，给百姓带去实惠，他建议朝廷适当改变长期因循的用人制度。他到直隶后，深感人才的缺乏，立志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了“人才随士风为转移”的重要论述，要求直隶士子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个方面用功，以先达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为榜样，不怕艰难苦困，那样只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贤，则数辈皆思康济思民。”不出十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识人之术
曾国藩会看人，看人有术。他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是曾国藩重要的领导术。他识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一个可以操作的识别人才的标准。人才之所以难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标准不好把握。有了好的标准，人才的识别就容易得多。他的人才标准，主要是德。他说：
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德的标准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品德深藏于人的内在，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选择了两个比较好把握的东西。一个是官气，一个是乡气。他指出：
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特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官气与乡气，这两样东西都好把握。乡气较多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实人”、“书生气”较浓的人，人虽然进入了官场、职场，但是品行、性格还没有改变质朴的那种。他们有棱有角，做事讲究效率，能够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讲求实际，不夸张，不摆架子。看乡气较多的人，就看他们是不是在具体工作中、具体思考问题时做到“五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五到”，按照今天的话说，是对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身体力行，注重实践；认真研究客观事物，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不人云亦云；认真研究人的特点，认真领会上级精神指示；积极作好记录；认真抓好落实。按照这“五到”去识人，一定可以识出优秀人才。塔齐布在长沙开始练湘勇，职务很低，但是工作很认真，每次训练，他都去得早，不管落雨还是大太阳，他抓训练都不放松，没有惰容。每次检阅步兵，塔齐布穿着短衣，腿插短刀站立一旁。就是从这些细节，曾国藩看出塔齐布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向咸丰大力推荐。塔齐布左臂刺有“忠心报国”四字，能与士卒同甘苦，有一次德化县送给他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塔齐布表现出众，勇敢无敌。塔齐布的被发现，充分说明曾国藩以乡气识人的正确性。
按照这一标准，曾国藩在识别营官与将才时分别提出了四个具体标准。营官，他认为：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