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让事情闹大。他最初在长沙训练湘勇，但是当时长沙的正规清兵根本就看不起湘勇，摩擦时常发生，有一次竟然冲进曾国藩的办公室，差点闹出大的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冲突再次发生，曾国藩干脆移师衡阳，不在长沙练兵。看上去曾国藩是在逃避矛盾，其实他这一逃避，正符合古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的领导艺术，衡阳没有多少正规军，又是曾国藩先祖居住地，自然办起事来方便得多。
大局意识，有时表现为放得下。1865年5月，曾国藩受命北上剿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坚壁清野，他派遣大量的委员到各个村镇，开展清理工作，将一批与捻军关系紧密的危险分子清理出来，基本上断绝了捻军的民众基础。他采取分段防守的措施，将捻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虽然剿捻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大量基础性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朝廷的高层对此并不清楚，那些喜欢清议的人也不清楚，他们大肆指责曾国藩、批评曾国藩。不得已朝廷更换了指挥权。
临阵换将，本来是军事指挥的大忌，特别是更换曾国藩这样立了大功的指挥者，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对此曾国藩态度泰然，不仅不闹个人情绪，相反，请求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要求以散员身份留营，目的是为了帮助照料、维系湘、淮军心，确保苏、鄂血脉畅通；“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水乳交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参加剿捻的主要军队包括淮军的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湘军的刘松山、鲍超、曾国荃等。曾国藩担心李鸿章难以统一调度，所以决定留在营中维系军心。这一想法完全是出自大局。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闹情绪，甚至挑起矛盾，或者趁机离开危险的战场，去做太平宰相。而曾国藩却宁可不当两江总督之类的高官，愿意为新来的领导者效劳。这样的胸怀，何其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