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多不好习气呢？因此说是“预防”，既为预防，有些话，就会说得过头。他在这篇疏里，对咸丰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批评、指摘了一番，比如批评咸丰行政失误达13处，提醒咸丰好读古书会产生“尚文饰”的陋习，等等。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此疏有五大出格，主要是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怒、越职代言、词锋峻利，是很恰当的。但是既然是言事，既然是预防，当然要把话说得严重一点。
上这样的疏，是很危险的，但是曾国藩业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风，其他个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说：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他将正风气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工作的入手点。但是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官僚作风、世风的形成从康熙以来就逐渐滋长、蔓延，终于长成痼疾，不可医治。其成形过程大致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庆时候，崇尚才华，读书人好高骛远；道光采取镇静收敛的办法，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造成了墨守成规的风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办理公务则退缩、琐屑；敷衍、颟顸。退缩，就是办事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尽是********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
《预防流弊疏》送上去后，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咸丰非常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讲了一通好话，咸丰才平息了怒火，没有处分曾国藩，但是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而且写了大段文字辩解。虽然此次上疏效果甚微，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个时期，曾国藩前后上了数道疏，包括《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平银价疏》，从皇帝的学习到人才的培养、考核、使用；从军队的改革改良到百姓的疾苦，从社会风气到银价的确定，各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的办法与措施。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急剧恶化，曾国藩的理想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改革世风，转变为“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即挽救恢复国家安定局面、统一局面、挽救国家于既倒这一新目标、新理想。
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自强御侮成为他新的理想。这是理想的又一变。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制造机器，开办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火药，开启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之旅；他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组织人员翻译外国科学著作，推动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筹划中国海军的建设与沿海防务，改变了中国长久以来注重陆地而不重视海洋防务的军事思想，对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具有开山祖的功劳。在曾国藩的积极倡导与强力推进下，清朝自强运动得到深入开展，出现了“同治中兴”的良好局面，中国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发展局面。
全局意识
曾国藩是一个全局意识非常强的领导者。他组织湘军，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大局”。1853年，湖南组织3600人出湘奔赴江西“剿贼”。这3600人，共分三支：江忠淑率领新宁勇1000人，从浏阳支援江西；朱孙诒率领湘乡勇1200人，由醴陵支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领1400名兵勇支援江西。这是湘勇第一次出境“剿贼”。7月24日在南昌与太平军交战，湘军受到挫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以及80多名湘勇战死。这些战死的湘勇，大多是罗泽男的弟子。这次失败，激发了曾国藩的斗志。
这以后，曾国藩招募了一支军队，王鑫也组织了一支。王鑫的叫湘勇，是后来的老湘营。在分析、对比王、曾募兵的动机和出发点时，曾国藩说：“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
所谓大局，就是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建立，并且基本上战略了江西、江苏、浙江，以及湖北、安徽大部分土地。湖南的江忠源正受命前往江西征剿太平军。王鑫是为了替朋友、同学报仇；而曾则是为了支持江忠源，为了征讨大局。王鑫组织2000人，自己带领；曾国藩要训练1万人，是因为“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王只招湘乡人，而曾则“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
曾国藩的大局意识，表现在处理矛盾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