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国的经济不景下，我们看不到那里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持楼价的大幅回升。推高楼价的政策有的是，但说到底，楼价升后稳企要有经济实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起通胀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先后次序的约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以通胀搞起楼价不是实质性的，但对重要的减毒会见效。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既然没有其他选择，非博不可。
转谈卢卡斯【Robert 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为回击七月十八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宏观经济学的大肆批评而写的。卢兄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者。然而，宏观经济今天有两个主流，他可能误中副车。传统的主流是凯恩斯学派的，那环绕“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的政府花钱会使国民收入以乘数上升之说。近来哈佛的Robert Barro及其他学者骂过多次了。这传统有一个卖点：街上的人往往认为他们明白。我没有机会读到《经济学人》对宏观经济学及经济学整体的批评，但认为卢卡斯不应该为传统的宏观辩护，也不应该为这些日子大家读到的好些经济言论辩护。他应该为自己及一小撮可取的分析辩护。
虽然我对卢卡斯的智慧历来欣赏，但对美国目前的经济我可没有他看得那么乐观。他不是很乐观，但认为劣境已受到控制，难关已过也。我认为难关未过，也认为再出现大灾难的机会虽然不高，但仍然存在。卢兄提出的一个要点我不同意：他认为经济学无从预测金融资产的价值忽然暴跌。他举出Eugene Fama【芝大同事，此君也早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年前提出的“市场效率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这个大名鼎鼎的假说有颇大的争议性，说资产之价是通过市场利用所有有关讯息而厘定的。有点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味道，因为理所当然，逻辑上有“定义”性，但验证起来倒要讲点真功夫。问题是，这次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那里的市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金融制度是怎么一回事！最具关键性的讯息，市场的参与者不知道，“效率假说”无从引进这讯息，于是定义性地对，但以之作投资指引则非失灵不可。
我坚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任何因为人为而产生的现象，也即是说在原则上金融资产价值的暴跌可以推测。不是可以推测而让经济学者大发其达的那种，而是如果我们能事前详尽而清楚地知道美国金融制度的结构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在事前推断那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不容易，但原则上可以推得万无一失。实际上，除了碰巧，没有谁可以因为这种推断而大发其达，因为可能的局限转变太多，事前没有谁拿得准，所以没有谁敢赌身家。然而，事发后我们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转变作解释，可以调查验证。这解释也算是推断，因为同样的制度，在同样局限的转变下，历史必会重演。
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Scott与John B.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前者是斯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斯坦福的经济教授。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两位大师双管齐下，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复杂无比，要清理必须大幅增加其透明度。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但细读该文我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的猜测没有错：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太高，衍生工具与保险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是以为难。
读者不妨找该文细读，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然而，拆除然后重建会损害很多金融专才的利益，而在这大事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少麻烦。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我恐怕将来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要为之而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连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81 中国的宏观调控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五日
中国的宏观调控起自一九九三年七月朱镕基执掌人民银行【一九九五改为中央银行性质，今天简称央行】。当时中国的通胀率高逾百分之二十。朱老一方面收紧借贷与货币量，另一方面直接约束消费与投资。我批评过他的直接约束，但后来几次公开说他对，我错。
当时国内的银行仿佛出粮机构，高干及他们的子弟要“借钱”是“关系”之劳，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