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把非法行为盖了。取消外汇券，是拿开烟幕，非法会变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汇券后中国容许外币【如港币】??国内流通【当时容许】，以公价汇率算外币购物之价低不少，摆明是非法，纠正要外币价格管制。如果取消外汇券后外币不准在国内流通，在与市场脱节的公价汇率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黑市会明目张胆，约束要加强外汇管制。这样，如果北京不走回头路--不加强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取消外汇券，拿开烟幕，外汇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币的灰市变为白市，北京取消外汇券，人民币进入了朱镕基时代，大略的发展我在《铁总理的故事》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进人民币的发展时，思想有大冲击。我是个不受成见约束的人，但传统的货币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师学艺的时候，我记不起有哪项经济问题我是那样反应迟钝的。
看官须知，传统的货币分析是环绕一个古老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论基本上没有错，虽然分析可以变得非常复杂。这理论的弱点，是不管货币制度--制度如何与这理论的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专家同意，如果金或银有适当的供应量，金本位或银本位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金属本身是货币，也是货币之锚，物品的市价会因为金属之价稳定而稳定，以金属之价有变而变，币量理论容易处理，而以货币政策调控失业、不景等问题是谈不上的。问题是这种本位制守不住：金属供应不足，或外流过多，或其价暴升暴跌，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
脱离了本位制，大师弗里德曼认为，小国可用英国殖民传统的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为局部本位制，但大国则要走fiat money的路，这是欧美今天的制度了。在这制度下，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而是以调控币量或利率的办法来达到某些经济指标或目标，例如通胀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等。这是间接地以指标为锚，货币政策是指以调控币量、利率及其他法例来达到指标。非常困难，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处理得好。这是蒙代尔及一些货币专家跟弗里德曼之见有出入的关键原因。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有锚，只是一个大国的锚不易找，专家一般这样看。大家都赞成汇率浮动，但没有固定的锚而浮动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锚才浮动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对经济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们认为所有物价以自由浮动为上，货币也应如此，但他们忘记了货币的重点是协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币值要稳定，而这稳定最好有一个固定的锚。
脱离了本位制，大国的货币找不到一个固定的锚，是弗里德曼的观点。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他响应说原则上可行，但费用高，太麻烦。殊不知在朱镕基掌政下，人民币美元为锚稳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汇储备，条件是央行不手痒，要集中于守锚来调控货币量。这是要放弃大部分以币量的变动来调控经济，或起码货币政策--例如以增加币量来减少失业--要在守锚之后有空间才考虑使用。这是说，单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或集中于稳定币值而守锚，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欧美的货币制度的困难，是指标过多，顾此失彼--这一点，弗里德曼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说过了。
回头说弗老当年认为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费用过高，太麻烦，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对的。以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为锚，贵客自理，可以在市场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动，只是稳守锚价。我把朱老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阐释为：用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美元可以这样看，一篮子物品也如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含意。币量理论是局部理论，范围不广，没有大用场。有一般性的货币理论一定要把货币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锚的选择--加进去，而币量理论只是其中一个注脚罢了。有一个上佳的货币之锚，下得好，守得稳，币量多少由市场需求取决【不是锚价由市场取决】，是多是少币值也稳定。
回头说昔日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人民银行也如是，我骂过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他银行则商业化起来了。都做得对。今天中国的银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没有跟进，不理解。还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国营。监管银行借贷永远不易，职员出术的方法层出不穷，国营监管当然头痛。另一方面，银行有坏账，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51 是港元转人民币的时候了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