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我的一位同事就指出这“大赌一手”的可能性。祈连活是无以为对的。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性不大，因为就算有几个大富之家同意集资“大赌”，他们也不应该知道要将美元撤离香港这一。
我的第二个反对联系汇率的理由，就比较重要了。一九八三年九月间，九七问题所引起的动荡很大，市场一片混乱而搞得人心惶惶。在那个情况下，香港各种资产的价值大幅度下降是无可避免的。我当时想，资产之中除了人才外，可分三大类：物业【地产与房产】、股票、货币。在那时，这三者的贬值是必然的。假若这三者一起贬值，它们就会分担了负荷；但假若其中之一种--港币--与美元挂了而不能随市贬值，那么资产贬值的压力就会集中在股价与物业这两类资产上。这两类资产的贬值，会因香港币值不能下降而有更大的跌幅【后来八四年的经验支持我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工商及地产行业就会受到较大的打击了。我又想起香港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动之后，经济--尤其是地产行业--一片萧条，而那时港元是与英镑挂的。以三种资产来分担了贬值的压力，总比这贬值集中在两种资产为佳。我现在还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
在当时，我将这个分析跟彭励治和英国的两位有关的经济学者细说了。他们同意我的逻辑，但英国方面的看法是，除非有政治奇迹，香港的地产及股市无可救药。他们认为香港人是靠外贸而生存，港币若更大幅贬值，香港的经济不堪设想。既然三种资产不可能一起挽救，那么单救港币是上策。这是重点上的观点不同，我是不容易以逻辑的分析来反驳的。当然，中英草签后香港的地产及股市的发展，证明了他们当时所说的“政治奇迹”是出现了。
更改汇率的困难
在彭励治实施联系汇率的前几天，我跟他说：“你知道这制度一旦施行，就差不多不可能在一九九七之前有所更改了。”这一点，他是同意的。我们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可将汇率更改，但大家也觉得这情况不易存在--除非在施行这新制度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政治形势有急速的好转。几个月后，郭伯伟【夏鼎基之前的财政司】认为将港币升值是大好时机，但彭励治没有这样做，郭氏就认为此后机会不再。英雄所见，大致是相同的。
由于恐怕香港人不相信联系汇率可以坚守，在施行之初，彭励治就强调以后汇率若有更改，港币只会升值，不会贬值。其时风声鹤唳，这几句话是应该说的。可是想不到，因为这几句话，很多人就误以为香港政府会随时将港币升值，“种”下了今天联系汇率的困扰。
联系汇率不可随意更改，有几个理由。其中最明显的是：只要更改过一次，就会使人相信以后有再更改的可能性。市民一旦意识到政府曾在哪种情况下作过更改，在其后的类似情况下，人们就会预期更改的再来。这样，就鼓励了炒买炒卖的行???，使汇率失去了均衡。若汇率有过两三次的更改，那么整个联汇制就会被迫取缔了。在多年前的黄金本位制度下，不少国家由于中央银行所控制的货币量与金价脱了节，以更改汇率的办法来补救变得无济于事，结果是一些国家施行管制外汇，另一些管制进口，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还是脱离了本位制。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理由，是汇率更改之后，物价及工资是应该跟调整的。然而，有些工资，尤其是政府公务员或教师的工资，显然难以向下调整。我们应该记得，自港元在八三年大幅度贬值后，不仅舶来品的价格在市场上急升，而我们由政府支付薪金的，也获得颇为大幅度的向上调整。假若现在香港政府将港元汇值提升，那么公务员和我【港大教师】都会欢天喜地了。
以我自己为例吧。一九八二年初接到港大的合约时，港元兑美元是五点三；年多后改为七点八，我就变得“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经过后来几年的薪金调整，减除了通胀，我现在的薪金，若以美元计，跟八二年时差不多。假若政府现在将港币对美元升值，那我就无功受禄了。跟的适当调整，是应将我的薪金减少的；但如果我和其他公务员及教师的薪金一起调整的话，他们又怎会不“保护”我呢？政府既不能减薪，那么财政问题又如何解决？物价会因港元升值而下降，政府的税收也就跟下降或上升较慢；为了支付各项费用时，政府是要加税的，那么香港的经济又怎样了？
天下间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一些人可以从港元汇值调高而得益，另一些人就一定会因同样的变动而受损。一得一失，本来可以拉平，但因为公务员的工资难以缩减，政府的财政便会出现困难，而其他物价、工资、租值的调整，总会使社会增加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