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事实上，“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如果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的话，似乎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会相反”。
2.威廉·伊斯特利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既有可能得以改善，也有可能恶化，两者的概率是相等的”。
3.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为3000美元），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4.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真正的衡量方式或许不会将增长率奉为圭臬。
黄有光注意到“收入边际效用快速递减”规律，即收入与快乐的关系，与一国发展阶段有关。相对而言，在温饱阶段，有钱可能带来的快乐更多；而在小康阶段，有钱带来的快乐在边际上越来越小。因此，经济越发达，越要重视能够更有效增进人们快乐和幸福的价值--如精神财富（SWB），越要注重协调发展。同时黄有光也没有忘记指出，在东亚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那里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经济发展仍然能让人们欣喜欢跃。因此这些地区就需要纯粹发展经济，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西部地区。
国际社会正在改变把总效用当做总福利，把GDP当做福利标志的做法。日本人已经把国民幸福总值提高到“使日本处于自明治维新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高度，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发表《日本的GNC》也意识到，GNC和GDP一样重要。
边沁虽然用“效用”这个词，但意思实际是指与效用对立的价值（近于我们说的意义价值，但意义价值属于世界三，没有主观色彩），因此在后人看来是“主观的”、非标准的。马歇尔以后所说的效用，在标准意义上实际已成为边沁所说的效用的反义词。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5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9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姚明霞：《福利经济学》，9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西托夫斯基的逻辑推理是：愉悦来自变化，而计算机技术长于处理变化。范围经济降低变化成本的主要途径是将平台与增值分开，共享基础设施，或共用模块，这样就分摊、降低了增值环节品种多样化的成本，而规模经济利用物质产权限制这种共享。
无聊有两种含义，一是无中心化意义（但有去中心的意义），二是低唤起水平，这里指后者。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同上书，25页。
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姑且用之。
在每个当下的劳动都是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而直接进行时，劳动就不再是一种中间价值意义上的牺牲。
发展要求工具理性与目的的二分，人们为了获得目的上的自由，必须牺牲在工具理性上的自由；在异化中，人们甚至要暂时牺牲终极意义上的自由。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76～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1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福利观
问题的由来
价值相对论，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互联网没有中心，所有节点都是相对的中心。因此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球，任何一点都是中心，又都是相对的。但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会面对一种经济上选择的困境：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就其最终结果来说，好不好没个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什么事情在经济上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呢？
传统经济学没有给我们答案，他们一般不关心“应该”如何的问题，认为这是伦理学家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正好就是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伦理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同卡尼曼一样，在质疑经济人理性这个根上，与互联网经济有严重的“共谋”倾向，所以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