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选择。”
首先用后现代经济术语解释几对概念：舒适与新奇，前者指同质性（物质）效用对应规模，后者指异质性（意义）价值对应品种；想象力与劳动力，前者指综合性能力（象征能力），后者指专业化能力（理性能力）；技术创新与计算机技术，前者指现代性技术，指工业生产力，后者指后现代技术，指信息生产力；规模生产与新奇性生产，前者指规模经济，后者指品种经济。
西托夫斯基在这里实际启发人们思考一个道理：效率对规模经济有效，但对品种经济无效；个性化对品种经济有效，但对规模经济无效。效率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却无法降低想象力成???。同质化的劳动力创造舒适效果，异质性的想象力创造新奇效果。对福利效果来说，规模经济不能直接带来新奇性这种品种经济性效果；品种经济也难以直接带来舒适这种规模经济性效果。
西托夫斯基在这里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贯穿“生产力—生产方式—福利效果”的新福利论的逻辑链。计算机技术之所以适合新奇性，是因为它与范围经济（品种经济）匹配，系统越复杂，它的相对特长越得到发挥；而工业化技术之所以不适合新奇性，是因为它仅与规模经济相匹配，仅适合规模扩张，不适合品种增加。
最主要的是，西托夫斯基区分了舒适与新奇这两种福利价值，前者内在联系于规模经济，后者内在联系于品种经济。
在福利模型的图像上，以X代表舒适，则K代表新奇。西托夫斯基指出，二者是一种矛盾关系。“完全的舒适和刺激的缺失在一开始是闲适的，但马上就会变得无聊，进而变得令人困扰。到达这一阶段后，有机体就会主动地寻求刺激。”西托夫斯基还特别指出：“它们互相对立还有一个原因，即不舒服总是特定的，因此只有满足导致不舒服的特定需求才能缓解它；而无聊是泛化的，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摆脱它。”这几乎非常直观地点出了X点与K区的不同。
实际上西托夫斯基所说的舒适，对应的应是同质化的物质欲望，它是特定的（较为刚性的）。所有这种欲望，都可以通过标准效用折算为交换价值，因此成为理性的。而新奇，对应的应是异质化的精神需求，它散布在K域的广大空间，每个节点（备选方案）对它都是暂时的、短暂的，它需要多元化的满足。
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产出不同的价值。舒适代表一元的福利，新奇代表多元的福利；舒适指向同质化的物质福利，新奇指向异质性精神福利。这样，福利经济初次分配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得到了一种新解。
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显示，效率对个性化无效，工业化技术不能提高新奇性的效率。这个判断符合日常经验，但理论上并不精密。精密说法的公式是，一种技术导致的效率的变化率斜率相反，则该技术对个性化的有效性相反。可以将“非个性化”（规模化）套入公式中“个性化”的位置，命题仍然成立。这就是规模经济与品种经济的判别式。
后现代福利论要突破的逻辑
福利经济学本是着眼于人的福祉（在黄有光的概念中，福祉不同于福利，更为基本）建立的，却只研究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这一段，而跳过交换价值变为意义价值这一段。这等于确定效用后，变成钱后就不管了；然后直接从另一端谈效用或钱的分配。跳过了在同等效用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和范围经济产品的福利价值（意义价值语义上的福利价值）不同这个问题。
就幸福本身来说，现代福利经济学最大的历史局限，就是把手段与目的对立起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按照效用理论，个人创造效用的过程（劳动）是一种痛苦，而总效用却代表幸福。这无异于说，所有个体的痛苦加在一起等于总数上的幸福。
第二是把当期与未来对立起来。按照效用基础上的资本理论，在理性化的资本过程中，人们牺牲当前的需求满足，以获得未来某一时点的更大满足，所有个别的牺牲等于总体的获得。
手段与目的对立，是现代性生产方式的必然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中间过程。但是对于后现代经济来说，这种对立并不是必然的。
后现代经济要求手段复归目的，因此它在两个方面要突破现代性的逻辑：
第一是后现代经济学主张将社会幸福建立在个人快乐（而不是个人痛苦）之上。
第二是后现代经济学主张将未来的福利建立在当下福利的实现之中。
由此，我们明显地看出，后现代经济学福利论的意图是将福利分布式地散布在K域，使个人快乐通过社会网络累积为社会幸福，以回应“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的元问题。
福利解构的理论方面
福利在从X点复归K域的降解过程中，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元价值的优先性如何排序
在自由、幸福、平等、正义等诸多价值中，最终作为目的价值的福利到底指哪个？
自然不必说，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