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非“最大化理性”现象。这些只是现象，深层规律何在？布瓦索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比大多数人想的都深了一步，他不是停留在经济人假设本身，而是将思考移向价值论的起点。
按照布瓦索的思路，主流经济学理解的价值，以有序为价值，以有序化程度提高为高价值；无序、低序则为无价值、低价值。有序还原到底，就是负熵；无序还原到底，就是熵。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思维盲区，以负熵增加为价值提高，以熵增为价值降低。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与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真实世界”发生的经济现象发生了矛盾，被证伪了。
“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认为，个性化经济本质上是熵增经济，是耗散经济。它必然与大规模批量生产相矛盾。消费具有双重性，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减而熵增，为了生产而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增而熵增，目的性消费，相当于马克思自主劳动以自身为报酬的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假定了有序化程度提高作为价值前提，因此是不全面的。它没有考虑物质极大丰富（且文化精神贫乏）、生产过剩、休闲增加导致需求升级三种“后工业”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变化。
既然熵增和熵减都可能具有价值，布瓦索就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新的假想：何不将经济学的起点门槛降低，将熵减包括进来？布瓦索的这种思路，十分像弗洛伊德：既然精神病这种现象用意识解释不通，何不降低心理学门槛扩大到潜意识分析？“经济学的弗洛伊德”波兰尼实际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哈耶克也想到了，可惜没有系统化。只有布瓦索抓住这个想法不放，将其用在了经济学体系的修正上。
布瓦索以“扩散”与“未扩散”，“已编码”与“未编码”，“抽象”与“具体”这三对矛盾为三维，建立了一个以信息还原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布瓦索的模型与我们的公理模型联系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扩散”与“未扩散”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维度；“抽象”与“具体”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维度，即品种维度。其中，扩散、抽象维度相当于理性化的X，未扩散、具体维度相当于后现代的K域。这一划分本身，已明确定位了后现代的问题域。
布瓦索将“已编码”与“未编码”这个信息维度纳入制度分析，在建立后现代制度的表征系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范式维度的相对独立，就不能在能指表述上占据主动。
文化、符号与权力
后现代制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建立了一套与理性资本方向相反、基于实践意志的文化资本的权力分析话语。
布尔迪厄关于“象征性权力”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见于《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布尔迪厄关注规则的规则，发现在符号维度（世界三）中存在着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把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统治者通过控制媒体、文化系统，不断把符号世界变成统治意志的对象化表征。这种权力有几个不同于理性制度的特点：第一，它是意志的、意向的，不同于理性的认识性；第二，它通过符号来表征，而不像理性制度在世界二中存在（虽然理性制度也寻求在世界三中表征自己）。
如果说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象征性权力”还只是象征性与权力的外在结合（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本身还是集中模式的--是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巴特（“作者死了”）、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等，则在梅洛-庞蒂的方向上用身体对抗权力，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权力，走向了相对主义。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制度上导向无政府主义和“无企业”主义（如果有的话），但解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只不过元规则变成了解构本身。然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忽然失去了动力，回答不上来解构之后到底要建构什么的问题，显得为解构而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常被人诟病的主要之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脱离了企业和政府实践的实际，而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践却在另外的能指系统中，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建设性地解决了“解构之后”的问题，成为建构的后现代实践，他们的方向是转向了语义网络。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对于表征权力在符号体系中的制度化，也有深刻的见解。
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象征性权力不再属于统治者（X点），而离散到社会网络的块茎（K域网络节点）上，以身体和欲望作为出发点，以否定文本为形式，建立起解构的后现代制度的意义表达逻辑。
斯图尔特·霍尔的分析重点是能指体系本身，他称之为“表征系统”，讲的是后现代的制度，不光是在规则上何以可能，而且是在形式上何以可能。在《表征的运作》中，斯图尔特·霍尔开宗明义地指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是“你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方法”。